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托尼·本尼特是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性人物。近年来，随着国内对文化研究的引入和展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据我所知，托尼·本尼特与格罗斯博格(Lawrence Grossberg)共同主编的《新关键词——重新修订的关于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表》、托尼的早期代表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九十年代的代表作《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和政治》都在译介过程中。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他对文化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看来，托尼·本尼特的学术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等文化的社会作用，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贡献，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理念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地方。
　　从现象上看，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他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和艺术现象的。托尼·本尼特1947年出生于英国，大学阶段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此后在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研究生，研究兴趣集中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乔治·卢卡契的思想，特别是卢卡契关于现实主义的思想和阶级意识的概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托尼·本尼特开始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并在那里结识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一代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1975年转入开放大学工作，任讲师并于1978年开始负责开设开放大学的“大众文化”课程，由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托尼的成名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出版于1979年，是继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年)之后在英国学术界出版的受路易·阿尔都塞影响的重要学术著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美学的角度思考和回应了路易·阿尔都塞所提出的著名问题：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托尼·本尼特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实质上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各种后康德式美学的思想和理论，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理论上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要求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文学、艺术等重要的文化现象，而形式主义美学为了强调文学性的重要性而主张割断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丰富联系，仅仅从自律性的形式层面分析文学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形式主义和各种后康德式美学不可能真正说明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以及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仅仅看到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现象，是受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规律制约的，拒绝从形式的角度进入对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学”。与皮埃尔·马歇雷、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等阿尔都塞学派的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所不同之处在于，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尼·本尼特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统计学等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研究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美学问题，注重从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的“多元决定”关系，现代文学艺术与现代政府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等方面社会地和历史地研究文学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发展了不同于前者的另外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
　　1981年，托尼·本尼特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一文，分析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和分析通俗小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显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维度去分析和说明文学现象并从中提出社会问题的理论特点。该文批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批判理论传统，这种理论把通俗文学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因而事实上拒绝了对通俗文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内部（或它在处理这个范畴时所使用的语言）对通俗文学的忽视不光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的遗憾，也不光是政治的遗憾，而且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工程的错误理解，结果损害了构想和进行经典化文本（这种文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纵横驰骋的领地）研究的方式。”① 托尼的观点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因而有必要另辟蹊径，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大众文学的理论特质及其现实意义。1987年出版的托尼·本尼特与珍妮·沃考特合作的专著《邦德及其超越》可以看作托尼·本尼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通俗小说和大众文化的一个成功例证。该书有力地证明了在英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冷战英雄”007（邦德）形象是怎样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托尼·本尼特指出，邦德不是在一部小说或电影中构建出来的，而是在形形色色的与邦德有关的文本（如人物访谈、作家和不同邦德演员的传记、传闻轶事等）和各种文本之间的关系中构建起来的，所以阅读邦德不是只阅读被视为自律的文学文本，而应该通过小说、电影以及其他邦德文本来感受和体验这些文本所构成的复杂的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关系被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影响着，在现实中发挥着复杂多样的社会作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正是分析这种作用。托尼·本尼特认为，大众文化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消极的和否定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拒绝和否定大众文化，而在于真正理解它的复杂性及变化的规律，从中找到通过阐释大众文化而认识现代社会的目的。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和《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积极推动下，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被介绍到英国，在英国左翼学术界引起了影响广泛的“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转向的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心放到与文化领导权转型有关问题的研究和阐释上来。1990年，托尼·本尼特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文学之外》，全面分析和评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建设文学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困难。作为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尼特与特里·伊格尔顿不同之处在于，托尼·本尼特认为，虽然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并不排斥其他种类文学理论存在的可能性。托尼·本尼特指出，文学指称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化组织的表征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文本的意义，以及文本所产生的审美经验事实上被一系列历史的特定制度和话语所调节，这样定义文学，文学就会被看作一系列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研究文学，就有可能建设一门崭新的文学理论，它既能把文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地组织和维持的、文本在其中使用和发挥作用的场域来进行分析，又可以坚持文学的特殊性，不至于抛弃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关于文学性的丰硕理论。基于在特定的历史性的制度和话语的场域中研究和阐释文学文本的学术立场，在微观的层面，托尼·本尼特发展了关于文学接受的“阅读型构”理论，在宏观的和历史的层面，托尼·本尼特发展了不同于布尔迪厄的关于艺术制度的理论，这就是他关于文化的政府管理机制，即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机制复杂性的重要研究。在我看来，托尼·本尼特的这些研究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的研究，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讨论借此得以具体化、实证化并且具有了学科发展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传统中，从雷蒙德·威廉斯和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中心的研究开始，就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色彩更为鲜明的“审美意识形态”概念，而选择了理论上较为中性的“文化”作为核心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路易·阿尔都塞、特里·伊格尔顿还是托尼·本尼特都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视野中，文化等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理论发展过程中，除了特里·伊格尔顿1990年出版的以德国近现代美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使用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以外，在英国学者对英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上，一直使用“文化研究”这样一个较为宽泛和模糊的概念，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托尼·本尼特看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面对的“问题”和所依据的传统都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美学，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更倾向于从经验性的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问题，在这种经验性研究中，理论与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于德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方。“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第二个优点也许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和实证性。文化研究以大众文化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吸取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方法，在学理的层面上比“审美意识形态”更具有实证性和可操作性，这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然而，这两个方面的理由并不能逻辑地证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是错误的。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自己的传统中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所展开的对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一种研究，简单地说，也可以说是关于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一种研究路径和一种理论模式。在对康德式美学和自律性美学的批判、对大众文化和被压迫者文化的重视，在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坚持和发展。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模式的分析，在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模式，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时无疑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这是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制度下争取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托尼·本尼特谈到，大量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论概括来自于浪漫主义时期而不是来自当代的知识分子生活模式，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自己看作站在与权力对抗的立场上，“向权力说真话”的人（萨义德语）。托尼·本尼特认为，这种知识分子 / 国家权力的对立模式无法解释当代西方社会中当代知识分子角色类型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政府、社会的复杂关系。在今天，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整体，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应当只是政府的奴仆，知识分子当然需要独立的研究空间。但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与批判舞台并非与政府完全无关。知识分子既应该促成政府提高对文化的投入和支持，因为政府是唯一有能力代表普遍利益而行动的行为者，同时又要坚持知识分子的权力和立场，这事实上是他们的义务，因为当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学会使用政府为其担保的反对政府的自由”的时候，必须独立于政府之外。1998年出版的《文化：改革者的科学》，2001年出版的《区分多样性：文化政策与文化多样性》，2002年出版的《福柯：文化研究与政府性》等专著中托尼·本尼特都坚持了这种观点。在关于文化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托尼·本尼特关于文化的复杂机制、政府的管理机制与知识分子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注重从实践的层面，结合具体的文化政策和研究个案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显得非常有说服力。 　
托尼·本尼特关于政府管理机制的复杂性研究来自于米歇尔·福柯的研究。福柯跳出了阿尔都塞理论主义的框框，从经验的角度研究和发展了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使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得以历史化和学科化。托尼·本尼特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福柯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关于政府管理机制复杂性的研究运用于文学、艺术有关问题的研究中来，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空间和学术视野，也为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当代文化论争和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托尼·本尼特注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和实践型的知识分子。对立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立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基本武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不合理性，以此来激发和唤起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启蒙意识。正如托尼·本尼特在《批评的幻象》等论文中指出的，这种批判型知识分子由于丧失了在现实中找到建设性文化动因的能力，其激进的批判姿态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② 。米歇尔·福柯关于政府管理机制性的研究以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多元决定”的理论为基础，在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关系中分析和论证了“政府为其担保的反对政府的自由”的空间和可能性。福柯认为学会并且善于利用这种自由的知识分子才是在当代社会生活条件下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托尼·本尼特所说的“实践型知识分子”，他们用现实所提供的条件，根据技术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来推动文化领导权的社会主义转型。
　　我认为，托尼·本尼特本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霍尔以及伊格尔顿等就是这种“实践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英国的文化研究起源于大学精英教育体制之外的成人教育，一直与英国工人阶级以及被压迫的阶层保持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托尼·本尼特本人最初的工作也是成人教育。结合当代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来说明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及其复杂功能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努力阐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当代文学、艺术、文化现象的理论阐释中去，是托尼·本尼特始终坚持不变的理论目标。他所领导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RESRC）③是由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资助的大型国际性研究中心，也是英国第一个对文化变迁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进行广泛而集中研究的大型研究中心。该中心目前主要在“文化经济学”、“传媒、文化与经济变化”、“文化、统治与公民”、“文化价值与政治”、“定性研究与文化统计学”等几个方向上展开研究。托尼·本尼特自己的研究兴趣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博物馆的历史与理论，历史的记忆与表征的不同系统对建构特定的存在与行为方式所起的作用；
　　2. 文化管理的现代形式的发展史及理论，以及它们对在不同的政权和群体语境中社会行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3. 对日常文化实践以及它们与当代阶级理论和文化政策发展所关注的内容之间的联系进行管理学(统治学)和民族志研究；
　　4. 文化分析形式上的发展，注重吸收科学研究和“政府性理论”（governmentality theory）的观点；
　　5. 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④
　　托尼·本尼特在《理论与自传的视角——为中国读者而写》这篇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文学批评中的伦理和社会良知的传统的结合是英国“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⑤。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坚持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立场，在当代十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深入研究了大众文化与当代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关系，在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一是不墨守成规和理论教条，不是从文本出发而是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来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二是积极而又有所选择地吸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找到自己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的理念、途径和方法；第三，高度重视学理的要求，虽然面对的是现实问题和现实经验，但始终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理要求和内在逻辑层面去解决问题和推动学术上的发展。我想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对托尼·本尼特的译介也许是有所助益的。

　　【注释】
　　① ［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204页，刘向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⑤ 参见［英］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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