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希腊美学发源于前6 世纪,极盛于前5～4 世纪的伯利克里时代, 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希腊文化进入了自由批判时期并由文艺时代转变为哲学时代。这种哲学的兴盛同时也将美学的发展臻于鼎峰,并且,古希腊美学从一开始只是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考察古希腊美学特征必须建立在对古希腊哲学内涵的深切把握上。
“希腊精神特有的深度和广度在于,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同时代表着一种新的普遍的思想类型。”[1 ]而处在希腊哲学由外在观察(把物理宇宙作为研究对象)转向内在观察(把精神宇宙作为研究对象) 的关捩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多德,则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了古希腊精神的内涵(它延宕着过去,同时也包孕着未来) 。因此,通过对柏、亚思想的考察来阐述古希腊精神无疑是一个可行且有说服力的途径[2 ] 。 柏拉图(plato. 427 —347 B. c. c) : 生于雅典贵族家庭,苏格拉底的学生,雅典学园的创始人。涉及美学问题较多的著作有《伊安》、《会饮》、《理想国》、《高吉阿斯》、《斐多诺》等篇,专谈美学的只有《大希庇阿斯》一篇。
柏拉图时代正是自由批判的时代,苏格拉底开始用心灵的内在原则考察人类自身宙,而到柏拉图那里则完成了由外向内的哲学转向。因此,柏拉图精神深刻地渗透着古希腊精神中的批判思辨精神———在存在与非存在、真实与虚妄、善与恶之间的批判精神。可以说,柏拉图一生都在探求“虚妄”的真理(理念) 。这尤其表现在他的“理念论”上。
一、理念论与摹仿说
柏氏师承苏格拉底,并深悟了苏氏的“德性即知识”、“认识你自己”的原则。进一步地,“柏氏把苏氏追求的心灵内在原则和德性的一般定义客观化,使之成为独立于人的心灵。并与知识相对应的实在对象,这种实在被称作理念[3 ] 、在理念论的指导下,柏拉图严格区分出人类认识的两个不同区域:实在与现象,理念与感觉对象、灵魂与肉体、有限与无限,并把它们看成彼此孤立、静止的对象。柏氏认为: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是不可跨越的,前者是永恒不变、不以时空和感性世界的变化而转移的,各种理念是现实世界各种事物的原型。
基于这样的哲学基础,柏拉图用“分有”和“摹仿”来说明理念与现象、型相(指统摄个别感性事物的普遍本质) 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提出了“美的理念”和“摹仿说”并以之来考察美学:
1 、美的理念:
《会饮》篇中,柏氏这样谈美的理念:“美的理念也叫理念美,感觉的美是易灭的, 不完善的......理念的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一切美的都以它为源泉,有了它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4] ;在《大希庇阿斯》中他认为有先于美的事物的所谓“美本身”,说它应是“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 《斐多诺》中又指出:“美的东西之为美,是因为它分有了美的本身”。显然,柏拉图通过理念论来谈美带有很大的神秘性。但也因正由于此, 柏拉图第一次将美由经验的领域纳入超验的领域,并将美置于本体论的位置,而人要领略美只能通过“灵魂的回忆”。而人的最大快乐也即在于“凭临美的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5] 。
2 、摹仿说:
通过对理念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柏拉图那里,现实世界只是形成中的世界,它永远产生、改变、消灭、没有固定的状态。因此,没有真正的真实性,它仅仅是理念世界的黯淡的歪曲的反映,而艺术形象距理念相去甚远。艺术是现实的摹仿,而现实是对理念的摹仿,这样艺术世界只是摹仿的摹仿,与真理“隔着三层”。进一步地,他分析了文艺摹仿的三种方式即:完全用直接叙述如悲、喜剧;完全用间接叙述如颂歌;第三种是前两种的融合,如史诗和其它叙事诗。并且,他认为最坏的是戏剧性的摹仿,它使人“纯洁专一”的性格受到伤害。因此他在《理想国》卷三
中向诗人下了逐客令。关于柏拉图的摹仿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艺术即使是虚幻的甚至是歪曲的反映,但它间接地承认了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其二:艺术家不是按原样进行摹仿,而是摹仿对象所产生的影像,其实艺术也是一种创造。
二、灵魂说与“迷狂”说
柏拉图关于灵魂和肉体的区分是感性世界与理念世界之区分的推论。人的肉体属于感性世界,灵魂属于理念世界。灵与肉的关系不同于理念与个体之关系而是处于灵与肉的相互作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灵魂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相当于智慧、勇敢、节制三种德性,在《蒂迈欧》篇中并且指出:理性在头部、激情在胸部、个体在腹部。这一说法旨在强调理性在灵魂中的支配地位及情感与欲望支配肉体的作用。总的说来,柏拉图认为人的本质是使用身体的灵
魂,而所谓知识即“灵魂的回忆”。
那么,文艺创作的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即“灵魂回忆”时的迷狂“状态”,这种状态促使诗人和艺术家替神说话, “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还是抒情诗方面,都不凭记忆,作为他美的诗歌,是他们得到灵感而是有神力凭附着..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的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话说”[6] 。在柏拉图的许多对话中,常拿诗、艺术与爱情相提并论,也同样因为无论是文艺还是爱情,都要达到灵魂见到真美的影子时所发生的迷狂状态。
三、关于文艺的社会动能
柏拉图在理念的设定中,基于“不同的认识能力有不同的认识对象”的理由又把理念区分为由下而上的等级秩序,就实际等级而言,善是最高理念。但同时他又指出“善本质却不是本质, 而是超越的本质,比本质更尊严、更强大的东西”[7] 。显然,这里的“善”又不属于理念世界,而是安排理念秩序的最高原则。这种矛盾分析的背后渗透着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思想原则,并强调善的极致,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涉并直接影响了他对文艺功能的看法。
进一步地,柏氏提出灵魂学说后又将灵魂分为九等:最高等的是哲学家、爱美者、音乐家的灵魂,最低的是智者和暴君。清白的哲学家如在三个时期都选择这种生活,灵魂就会回理念世界, 其余灵魂在生命结束时要受到审查,根据生前行为或上升为较高等级,或下降到较低等级,甚至转入动物。这种对灵魂的设定与划分更深的意义在于,它暗示出了柏拉图惩恶扬善的伦理目的,而这又与他对“理想国”的设定有关并直接影响他对文艺功能的看法。柏拉图看到了文艺对人性格的影响并深深感到文艺在生活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他根据理想国的要求对文艺进行了削足适履的处理: 文艺必须对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文艺的好坏必须首先从政治标准来衡量[8] 。
如果说柏拉图对理念的设定,在方法论上带有很强的神秘性和思辨性,显示出古希腊精神的以思辨求真、美、善的统一的审美思辨特征的话, 那么,古希腊精神的另一座丰碑———亚里士多德则从科学与逻辑为出发点,以实证为基础对客观世界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分析,并用科学的方法考察美学和人。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 —322 B. C. C) : 7 岁入雅典学园,师承柏拉图20 余年。前335 年, 回雅典建立吕克昂学园,创设“逍遥学派”。
一、逻辑与科学的方法论及其相关的美学立场
亚氏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用科学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将知识分为理论知识(逻辑学、物理学、数学和形而上学) 、实践知识(伦理学和政治学) 、艺术知识(修词学和诗学) 。他认为逻辑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而是一切知识的工具,特别是一切科学知识的方法。科学以普通本质为研究对象。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哲学的原则“必须是最可理解而非假定的”[9 ] , “辨证法是一个批判的过程, 其中有探求一切根本原理的途径”[10] 。因此,亚氏对证明的重视甚于论辨。
基于这样的方法论,亚氏确立了他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并以之来研究“是者”。所谓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说:“有一门科学研究‘是者’自身及其凭着自己的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11] 。他认为“我们可以在很多意义上说一件东西‘是’,但一切‘是’的东西都与一个中心点发生联系”[12] 。为说明“是”他又提出了两个相关的概念:“这一个”、“其所是”。“这一个”是对实
体的直接指称,它是个别的存在,“其所是”是普遍的本质。那么实体又是什么呢? 它用“四因” 说来加以解释,即质料因:指实体的基本材料;形式因:陈述实体的本质;动力因:表示实体运动或静止的缘由;目的因:解释实体运动的变化方向。
基于以上的认识,亚里斯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并指出:理念只应指个别事物的共性, 不能抽象地存在于事物之外,而应是具体存在物的本质或其真正性质。显然,亚氏又将理念从超验的世界中拉回到现实经验的世界。由此,亚氏在现实生活(自然界、人生) 基础上建立摹仿说。
1 、摹仿说:
通过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亚里斯多德不仅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指出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是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 ,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通性,即它的内本质和规律。
既然艺术对现实的摹仿是可能的,那么诗人是如何对现实进行摹仿呢?
亚氏提出了摹仿的原则是可然律和必然律。“诗人的责则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可然律或必然律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3] 。亚氏还进一步地提出了摹仿的途径:首先,艺术家要发挥主动性,要把对象由零散的感性状态凝聚为艺术整体。因为“美的事物有别于不美的事物,艺术作品有别于现实,原因就在于:在美的事物和艺术作品中散乱的成分被综合在一起了”[14] 。其次,摹仿并不仅仅追求外在的相似,或只摹仿外在的自然行为,他还可根据艺术经验的相似性,利用人情感的活动或对象活动的相似处,根据各门艺术特有的媒介特点进行摹仿。
通过亚里斯多德对“实体”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非常强调事物的整体概念以及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和普遍性,所谓事物的“内本质”。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他对艺术的看法。从而引出了他的悲剧理论。
2 、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
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
到陶冶”[15] 。
由于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艺术的整体性,这就决定了他对悲剧赋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悲剧是最高的文艺形式,因为它的结构比史诗更严密。根据这个观念,他断定叙事诗和悲剧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情节结构而不是人物性格,因为以情节为纲,可见事迹的必然性。据以同样的理由, 他强调要在行动中展示人物,要描写“行动中的人物”。因为只有行动才能见出相关性和典型性。“ ..悲剧中人物的品质不是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 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是在行动中附带表现性格”[16 ] 。
通过对艺术的考察,亚里士多德又根据整体性原则提出了戏剧的“整一性”原则,即:完整、单一、适度。
二、实践哲学与文艺的功能:“陶冶说”
亚里士多德虽没有明确地以实践观建立哲学和美学,但他的思想却渗透着深厚的实践观。亚氏所谓的实践观并不是指人类改造世界或自身的活动,而是指以善为目的和导向的行为,是一种伦理观。亚的实践哲学包括研究个人之善的伦理学和研究国家之善的政治学。他认为每一个人都自然地倾向于幸福,而幸福即符合德性的生活。一切值得称道的德性是“过度”与“不及”的中庸。
并且,亚氏还把德性分为理智和实践两类, 前者包括智慧、聪颖,后者包括自由、节制、正义、富贵、荣誉、友谊等。而获得德性的途径是教育和实践、习惯。因此,亚氏在深刻地看出文艺的社会功能后强调了文艺的教化作用。并提出了
文艺的效用———“净化说”。
净化说(katharsis) :
他非常重视文艺特别是悲剧的道德教育作用。“卡塔西斯”(katharsis) 就是实现这一作用的有力手段。他在给悲剧定义之后提出了悲剧的功能在于“悲剧不仅要引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 更重要是通过这种适度的情感使人的灵魂得以“陶冶”。通过这种净化从而有益于人的身心,有益于人的道德修养。
那么,悲剧所引起的怜悯与恐惧是如何起到净化作用的呢? 亚氏首先指出,怜悯与恐惧乃是一种痛苦的情绪,而悲剧引起的怜悯与恐惧却是一种特别的快感,因为它与自身无关而又极易在观众的身上发生。观众在感到幸运的同时又担心自己的现实处境。悲剧正是通过这种快感来强化人的心灵, “把人引到最高尚的方向”。
亚里士多德还看出了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文艺能激发不同的情绪,从而产生不同的净化作用和不同的快感。因此,他出于道德的立场和对社会效果的考虑,指出“各种和谐的乐调虽各有用处,但特殊的目的,宜用特殊的乐调..”[17] 。
通过以上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点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即使在方法论上迥然有别) , 他们共同的精神实质都是:通过思辨求真来达到探求事物本原的目的,即把一切事物对象都作为理性可把握的对象。这里明显地反映了古希腊精神的内涵:即使有非理性的因素(柏拉图) ,但它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的沉思与超脱的静观。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的最高幸福是纯思辨的生活。在思辨中,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本性——理性,达到自满自足的快乐和闲暇,并通过知识接近了“神”。只有哲学家才是最幸福的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在哲学的基础上谈美学,并都强调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且与伦理相联系。这显示出了古希腊美学的实质并非纯美学而与哲学、伦理学相交融的美学特征。
参考文献:
[1]卡西尔. 人论[M] . P6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
[2]柏、亚思想虽是个案,但他们同时又是一种完善状态下的精典思想类型,符合马克思·韦伯的
“理想类型”1
[3]赵敦华. 基督教哲学1500 年[M] . P24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柏拉图. 文艺对话录[M] . P272 —273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
[5]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 P493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
[6]朱光潜1 西方美学史[M] . P591
[7]柏拉图. 信件集[M] . P314 第二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
[8]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国中的法律是美、正义和善,他的政治理想也与其相
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是一种价值悬设,是一种乌托邦,它代表着某种人类
理想,从这一点看柏拉图的文艺功能观才不致陷于庸俗社会学的政治观1
[9]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
[10]亚里士多德. 正位篇[M]1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P1031
[11] [12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P10031
[13]亚里士多德. 诗学[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P281
[14]克尔伯特,库恩. 美学史[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P871
[15]亚里士多德. 诗学[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P191
[16]伍蠡甫,胡经之主编.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
[17]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 P87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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