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诗歌为何而争？（作者：王柯平）

柏拉图的《理想国》称得上是西方诗化哲学的范本。在这里，哲学的理念与诗意的流动，通过鲜活而古雅的对话形式，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结果，一方面拓展了哲学思辨的诗意空间，一方面提升了诗性智慧的理论维度，从而使《理想国》成为一部常读常新的经典之作。其实，这其中所涉及的原因很多，但我总认为哲学与诗歌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对柏拉图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一



《理想国》第十卷指出，“哲学与诗歌之争古来有之”（οτι παλαια μεν τις διαφορα φιλοσοφια τε και ποιητικη）。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吵，柏拉图着墨不多，仅仅列举了双方发生“口水战”时的几句嬉笑怒骂。譬如，“对着主人喜欢狂吠的猎犬”；“占据上风的过分聪明之士”；“痴人瞎扯中的高手”；“穷困潦倒的缜密思想家” （Plato. Rep. 607b-c）。前两句似乎在骂诗人，后两句好像讽刺哲学家。由于出处不明，尚难判定，但彼此敌视的态度与刻薄的言辞从中可见一斑。

据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推测，在荷马与赫西俄德史诗问世之前，古希腊人对诸神的起源与特征知之甚少。诸神的名号、司职、能力与生活等等，都是作为先知或圣贤的诗人创设的(Herodotus, Book Two, 53)。按照一般的看法，诗人先于哲学家而存在，在传统意义上是提供神学和天文学知识的人。但是，深入研究神学和天文学并促进其发展者，无疑是后来居上的哲学家。我们知道，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哲学(φιλοσοφια)就是爱智之学，旨在探索宇宙奥秘，追求客观真理。诗歌(ποιημα)则是创写神话故事，叙述英雄事迹，同时也对自然万物发生兴趣。在最初阶段，哲学与诗歌尽管思维方式不同，但在探索同类问题时则使用不少相同的术语，如天空，大地，星辰，以太，黑夜与白昼等等，这在希腊史诗中颇为常见。譬如，赫西俄德在《神谱》一诗里就有过这样的描写(赫西俄德，116-125；苗力田，第4页) ：



“太初之始，混沌生成，

随后是胸脯宽广的地母，

在她牢固的怀抱里，

万物永远繁衍滋生。

从混沌和幽暗中生出了黑色的夜，

夜和幽暗因爱交合与孕育，

分娩下以太和白昼。

为了严密覆盖，地母生下乌兰诺斯，

与她自身相等，繁星簇簇的天空，

这是永不衰败的圣地，

常驻着洪福齐天的神灵。”



显然，该诗是以神话的语言和形象的描绘提出的宇宙生成论。此论日后演变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之一。这表明早期古希腊的哲学与诗歌诗，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某种亲和与因革关系。那么，哲学与诗歌到底为何而争吵呢？这对许多学者来讲，是令人颇感疑惑的问题。



二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早期社会生活与教育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古希腊诗歌，不仅讲述神话故事，而且传布各种知识，其自身的本质、目的与创作规律等等，均引起早期哲学家的关注和探讨，从而形成了诗学（ποιητικης）这门特殊的哲学科目，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也隐含着哲学与诗歌之争的种种印迹。默斯特（Glenn Most）等人曾把古希腊诗学分为三种基本形态：隐性诗学，显性诗学与哲理诗学。“隐性诗学”（implicit poetics）意味着古代诗人的表达方式，对古希腊人的言谈话语和思想观念有着直接的影响。譬如，荷马与赫西俄德史诗中的宇宙生成论，就直接影响到早期哲学家的思索范围。不过，无论诗人对哲学家的影响有多大，这种影响终究是潜意识的，当时的哲学家还没有同诗人一争高下的意识（Most, pp. 334-5）。显性诗学（explicit poetics）则是一种“有意识的诗学形态”。在早期一些思想家那里，显性诗学的观点十分宽泛，对诗歌与诗人羡慕、赞叹、认可与敌视的观点与态度同时并存。而且，“早期希腊哲学家经常表现出一种姿态，试图与诗歌的权威地位拉开一段距离。他们通过界定诗人有限的认知或交流范围，借以表明哲学家才是能力无限的饱学之士。他们还试图为自己开辟一块理智思维的空间，从而享受比其他社会交流形式更多的特权与自主性。在此意义上，显性诗学可以说是一种巧于机变的工具，用来为哲学自身的地位立法或正名”(Ibid., p. 334)。其后便是的“哲学诗学”（philosophical poetics）或“内在诗学”(poetics immanent)。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这种诗学系统地运用了诗歌特有的表现手法，来为哲学的传播与交流服务”（Ibid., p. 335）。此时，有些希腊哲学家特意放弃了散文体写作方式，采用了与古希腊诗歌密切相关的格律或韵文体，结果使自己的作品充满内在的诗歌特性。这实际上是哲学与诗歌的杂糅，是以哲学思辨为内容、以诗歌格律为形式的混合物。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等思想家。譬如，前者论存在，后者谈“四根”，都是以格律韵文的形式如此表述的：



“存在的东西无生无灭，

它完整，不动，无始无终。

它既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将来，

而是整个在现在作为“单一”和连续性；……

信念的力量将不允许，

从非存在中有任何东西生出；

因为正义并不把它的锁链放松，

任凭生成或消灭，

而是把它牢牢抓住，

要么存在，要么不在，

问题的全部结论就在此处。”(苗力田，第93页)

“首先请听真，万物有四根：

宙斯照万物，赫拉育生命；

还有爱多纽和奈斯蒂他们，

用自己的珍珠泪，浇灌万灵生命泉。”（同上，第111页）



上段诗中所谓的“存在”(Being)与“非在”(non-being)及其相互关系，是对巴门尼德形而上学二元论要义的浓缩，是对一与多、本质与现象、永恒与生成等哲学范畴的诗化表述。下段诗中所罗列的主神宙斯、其妻赫拉、爱多纽和奈斯蒂等四位神灵，分别代表火、土、气、水等四种元素，也就是万物生成的“四根”或四个根源。这些借助诗律和神话写成的哲学高论，诚如维柯所言，乃是擅长变通的古希腊哲学家特有的诗性智慧(维柯，第151页)。这种独创的玄学诗风，肯定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盛行于世的诗歌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传统久远，妇孺皆知，而且在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和艺术教育等领域影响甚巨。更重要的是，诗歌富有音乐节奏的艺术表现力与话语形式，在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念中根深蒂固。比较起来，晚出的哲学散文相形见绌，颇受冷落。因此，一些哲学家沿用传统诗风，采用格律写作。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单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诗才，而是为了争取读者，扩大影响，传播思想，确立和提高哲学的地位。另外，他们自视甚高，对诗花独秀的现状不满，于是怀着“既蒸馒头也蒸（争）气”的强烈意识，向诗歌的传统主导地位提出挑战，从而拉开了哲学与诗歌一争高下的序幕。当然，哲学与诗歌终究有别，就像哲学家与诗人终究有别一样。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开篇中就曾指出，“除了格律之外，荷马与恩培多勒克的作品并无其他相似之处。因此，称前者为诗人是合适的，至于后者，与其称他为诗人，倒不如称他为自然哲学家（δε φυσιολογον μαλλον η ποιητην）”（亚里士多德，第28页；Butcher,I,1147b-20）。这便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早期古希腊诗人与哲学家的差异，主要不在于散文或格律化的写作方式，而在于各自不同的思维特征和彼此对立的思想观念。这些差异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神话与理性，宗教与政治、传统与革新，个体与团体，自由与限制，错误与真理，表象与本体，非在与存在，情感与道德等方面。可以说，“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历经百年启蒙过程，才终于走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摆脱了神话与宗教的桎梏，使诗歌这头诱惑人心的吐火怪兽逐步退出前台，同时让冷静而明晰的理性之光闪亮登场”(Most,p.333)。

在此过程中，哲学与诗歌之争，等同于早期哲学家与传统诗人之间的争吵。譬如，最早向诗人发难的是色诺芬尼（Xenophanes, 570?-480?BC）。他批评说，“荷马与赫西俄德把人类身上该受谴责的东西，全部赋予神灵，这其中包括盗窃、通奸和相互欺骗等等恶行”（苗力田，第84－85页）。古希腊史学家拉尔修对此有过记述，说色诺芬尼谴责赫西俄德与荷马，反对他们把神人格化的做法，认为这无异于亵渎和丑化神灵。为此，色诺芬尼还特意构想出单个非人格化的神灵，为推行自己的神学观点扫清障碍。到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540?-470?BC）时代，上述争吵达到最为激烈的程度。赫氏在谈到赫西俄德、色诺芬尼和毕达哥拉斯等人时，讥讽他们尽管学到不少东西，但却没有获得理智。另外，他还嘲笑荷马竟然解不开幼童的一个谜语，甚至还建议要把荷马史诗从诗歌朗诵比赛中删除。对于赫西俄德的史诗《工作与时日》，赫拉克利特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以蔑视的口吻断言：赫西俄德据说是许多人的老师，其门生都说他知识渊博，我看他甚至连白天与黑夜也搞不清楚，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赫西俄德还说什么有些时日好，有些时日坏，孰不知所有时日均具有相同的本质（Most, p.338）。多年之后，柏拉图步其后尘，重翻旧帐，把哲学与诗歌之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他自己的诗学里，柏拉图从摹仿论入手，以其特有的“辩证”方法认定诗人无法告诉人们真理，而只是擅长摹仿术和自命不凡的骗子而已。同时还从心理学和道德教育的角度，对诗歌艺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大加谴责，提出控告，力图运用相关原则对其加以道德化的改造和工具性的利用。从色诺芬尼经赫拉克利特到柏拉图，他们的共同点是谙悉诗歌的魔力，担心这种魔力会持续维系诗人的地位，挤兑哲学家的作用。他们批判传统诗歌与神话故事的主要目的，除了维护神为善因的宗教意识与爱智求真的哲学理念之外，恐怕也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学说，拓宽自己思维的空间，促进哲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态度。



三



那么，通过这场“争吵”，哲学是否实现了自己预期的目标了呢？这依然是个谜团。我想在柏拉图的对话哲学问世之前，哲学与诗歌原有的地位恐怕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是由哲学与诗歌的各自特征决定的。人们常说，举凡聆听过诗人与哲学家同台献技的人们，多年后如果回顾此事，他们通常想起的是诗人，忘掉的是哲学家。诗歌作为一种融合音乐因素的艺术，具有诉诸心灵和塑造心灵的无限能量。从教育和审美角度看，这种艺术的本质效应来自“普遍的意味和直接的魅力”（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immediate appeal）。“倘若把这两种影响心灵的作用联通起来，势必超过哲学思想和现实生活。生活虽然具有直接的魅力，但生活的事件却缺乏普遍的意味，而且大多属于偶发事件，无法对心灵构成久远的影响。反之，哲学与抽象的思想探讨事物的本质，具有普遍的意味，但它们只能影响思想者本人，也就是利用自己生活经验的生动性和情感强度来激发思想的个人。如此一来，诗歌的优势不仅大于抽象理性的普遍教义，而且大于个人经历的偶发事件。所以说，诗歌与生活相比更富哲学意味，而与哲学相比，则更富生活的情趣”(Jaeger, pp.36-7)。也许，这一观点不适用于各代诗歌，但却适用于大部分希腊传统诗歌，特别是荷马的史诗。面对《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无限诗意和艺术魅力，基于理性思辨的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其比肩量力呢？这恐怕是古希腊时期“哲学与诗歌之争古来有之”的原因之一吧。

不消说，哲学与诗歌之争，几乎伴随着柏拉图的一生。他早年弃诗歌而习哲学，似乎是一大转折。然而，诗歌的阴影（或倩影）却始终伴随着他的哲学思考。他一直在探寻充足的理由，试图从哲学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立场出发，来为诗歌的价值和效用重新进行定位，来指陈人们在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上的种种误区。仅从《理想国》这部长篇对话来看，柏拉图经常陷于两难抉择之境。他在谴责诗歌与诗人的同时，也直接和间接地为其进行过辩护。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假定：柏拉图作为一个诗人哲学家，深知传统诗歌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但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工具主义原则考虑，他认为有必要对传统诗歌进行必要的删除或修改，以期取得“去粗取精，为我所用”的效果。另外，他本人似乎把诗歌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良莠不齐的摹仿诗（mimetic poetry），需要按照相关原则进行取舍和利用。第二种是神启诗(divine poetry)，属于诗人迷狂、神灵附体时的杰作，其中的神来之笔近乎于神明的启示或先知的箴言，委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第三种便是柏拉图最为推崇的哲理诗(philosophical poetry)。这种诗并非是用格律写成的韵文，而是富有诗歌品质的哲学对话。诚如《理想国》所示，柏拉图经常在谈及重要话题时，不是运用信手拈来的诗性比喻，就是顺势穿插充满哲理神话故事，其丰富的寓意所构成的多义有机语境（polysemic organic context），于无形之中扩展了读者的思维空间。《理想国》里所述的戒指喻（χρυσουν δακτυλιος, 359-360）、日喻(̀ήλιος, 507-509)、洞喻（σπήλαιον, 514-517）和灵喻((ψυχη,614-621)种种，就是典型的范例。类似这样的哲理诗，实际上是哲学的诗化或诗化的哲学。在这方面，柏拉图无疑是西方历史上成功创立诗化哲学的先驱。他本人不仅目的明确，而且自信百年，十分看重自己那些哲理与诗意彼此会通的对话哲学。或许就像加达默尔所猜测的那样，柏拉图坚信：“仅凭这种哲学就足以拯救他心目中的那个城邦了”（“that philosophy alone has the capacity to save the sate.” Gadmer, p. 125）。







参考文献：

Butcher, S. H. (ed).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With a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Poetic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1.

Gadmer, Hans-Georg. Dialogue and Dialectic: Eight Hermeneutical Studies on Plato.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 Aubrey de Selincourt),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4.

Jaeger, Wern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tr. Gibert High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I, 1973.

Most, Glenn W. “The poetic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in A. A. Long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32-362.

Plato. Republic. (tr. Paul Shore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eb edition, 1963.

赫西俄德：《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