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残酷：1970年代生的青春艺术现象（作者：朱其）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开始产生一种真正意义的与全球性青春文化相呼应的青春艺术现象，像尹朝阳、谢南星、郑国谷等人，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了一批可以称之为“青春艺术”的艺术作品。

　　实际上，将这个“青春艺术”现象放入到整个九十年代文化背景看，它也是和这一代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青春文化思潮和创作背景相呼应的，这个背景还可以包括电影像贾章柯的《小武》，楼烨的《周末情人》；棉棉卫慧的小说；以及在这一时期广泛流传的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和大岛诸的电影《青春残酷物语》等。

　　　　　　　　　　　　一．青春艺术的兴起

　　青春艺术的特征最早出现在颜磊表现身体受伤的摄影图片（1995年）和忻海洲反映少年打台球、玩电子游戏的绘画（1993年）中。颜磊的作品是一个化妆摄影，拍摄得像一组法律上的医院验伤取证照片。摄影分别以背面和正面表现了作者自己脸部和背部红肿郁血的受伤状况，图像叙事没有表明这种受伤的来由，只是渲染了一种北方政治社会背景下的象征性的青春受伤。忻海洲在九十年代初一直描绘重庆四川美院黄角坪一代的年轻人无聊的城市生活，他的绘画通过描绘他们打台球、玩电子游戏的迷途羔羊般的人生状态，表达出中国处于工业化转型时期城市青年的某种青春虚无感。

　　但颜磊对受伤情绪的表现和忻海洲对时代的青春虚实际上更多的带有六十年代出生一代人的情感和思想背景，但由于他们个人的敏感，使得青春的经验成为要表现的一种核心状态。

　　郑国谷在1996年左右开始的“阳江青年”系列摄影，是青春艺术开始萌芽的标志。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郑国谷回到家乡阳江（一个广东新兴的商业小城市）。那个城市给予了郑国谷一种图像的叙事背景，像所有九十年代前期的中国中小城市一样，阳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时期从一个前工业化的小城一下子跃入具有全球卫星电视和后现代文化的社会。郑国谷拿着傻瓜相机开始在阳江纪录新一代的青春成长环境，以及突然而至的潮水般的视觉经验：麦当劳、新的商业大楼、好莱坞电影玩具、广告、对香港黑社会电影的模仿、青春派对等。郑国谷的摄影实际上一开始具有一种自然主义倾向，在艺术上主要通过“拦腰式”的实景呈现，表达个人对于迷乱而混杂的后现代中国社会的敏感，这些未经加工的图像自己就流溢出新一代生长的物质主义生活里充满着的莫名的感伤情绪。到九十年代后期，郑国谷的摄影开始走向模拟表演摄影，进入到一种寓言化的文化批评方式。

　　青春艺术的大规模兴起主要在1998年前后。主要艺术家包括尹朝阳、谢南星、郑国谷、杨勇、杨福东、杨帆、曹斐、徐震、陈羚羊、何岸、田荣等人，开始在绘画、摄影、Video、雕塑等方面进行青春主题的创作。

　　在这批艺术家中，谢南星在1998年的《令人讨厌的寓言图像》绘画系列和尹朝阳在2000年的《青春远去》绘画系列，标志着青春艺术确立了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从内心到外观的表现方式和美学趣味，在艺术语言上也形成了完整成熟的语言形象和图像风格。谢南星的《令人讨厌的寓言图像》系列创作于1998年，他的绘画强调了一种叙事性的噩梦式的精神分析现场，将这一代人的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青春受伤经验，从内心翻转成寓言性的形体和日常社会空间的视觉表象，并在风格上夸张青春残酷的惨烈和痛苦的心理视觉张力。在绘画性方面，谢南星实验了绘画图像与摄影成像的语言相近性的吸收和区分，并试图在写实绘画中尽量减低人物等叙事元素的作用，进而强化身体和社会空间的心理形态的表现力。谢南星在视觉表现力和图像概念上的语言实验实际上也标志着这一代人的艺术在美学和绘画性上开始建立起不同于上一代的特征。

　　尹朝阳的《青春远去》系列非常真实地刻画了这一代人道德情感和思想微妙而混杂的社会态度和纯粹的青春情感，在阳光下裸露上半身沉默站立的男青年形象，成为他那一代人社会形象的一种代表性经验。同谢南星的表现方式相反的是，尹朝阳将外观的自我表象变成一种内心的道德形态，实际上，尹朝阳比较准确的描绘了七十年代出生一代人在社会视角下从外部表现出的道德形象。这种形象同六十年代出生一代人像刘小东、方力均等人塑造形象有本质的不同，七十年代生的形象表现为：去意识形态化，较少社会批判和愤怒青年色彩，道德态度不确定，青春感伤色彩强烈，外表温和内心压抑苦闷，感性多于思辨，更倾向个人主义主体性和日常意识。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很多七十年代生艺术家都在不同层面进行这一代人的经验表达。杨勇比郑国谷稍后几年开始从事摄影，与郑国谷表达中国小城市工业化和后现代化进程的感伤旅程，将个人看作这种进程的一个“产品”不同的是，杨勇的作品主要表达这种进程中的个人的颓废和人生的虚无感。去深圳打工的与他同龄的女孩一直是杨勇镜头下的主角，杨勇的影像表现了来自中国内地城市或者乡村的女孩，直接进入了“挪威的森林”似的后现代都市，表现出一种个人自我更新时刻的迷失和新奇、虚无和幻想的新生状态。那些女孩的形象在杨帆的绘画中表现为一种“类像”化的语言形象，通过“浅层”形象，杨帆刻画了广州的外来打工妹如何在短时间内变成几乎难以辨别的去地方性的亚洲“酷”女孩表象，以及消费社会文化制造出的青年女性的“仿象”消费对于内地女孩自我形象的改造。

　　杨福东从中国美院毕业后去了上海，他的摄影作品和他的早期拍得表现江南“小城之春”感觉的电影《陌生天堂》在语言风格上要更“大都会”一点。但实际上，杨福东的《陌生天堂》的影像质感更像是七十年代中国社会沉闷的日常生活的“小城之春”化，影片中的人物具有七十年代生一代人的寓言形象的外表特征：没有外表的激情、琐碎、有点小资和缠绵，生活无所适从，沉湎于两性间的私密关系，容忍社会的迷乱又青春苦闷。

　　有意思的是，像杨福东后来的表演摄影《第一个知识分子》（2000年），田荣的《匿名生活》（1998年），何岸的《关于时尚的十五个理由》（2000年），陈羚羊的行为作品《十二月花》（2001年），曹斐的Video《链》（2000年），彭禹行为表演的《连体》（2000年），陈秋林的《••••••》（2001），徐震的Video《来自身体内部》（1999年），都不约而同的表现出这一代人沉闷外表下的愤懑、压抑、虚无、放纵、脆弱、甚至近乎变态的内心两面性。

　　从外表的沉闷和感伤，到内心的苦闷和癫狂；从大都会到流行酷文化，1970年代生艺术家基本上完成了青春艺术从青春感伤到青春残酷的情感特征的确立，也标志着青春艺术的真正成形。值得一提的是像翁奋和何森作为六十年代末出生的艺术家，在九十年代末，翁奋表现少女骑在墙头遥望远方深圳拔地升起新兴楼群的表演摄影，何森表现女孩在室内惶恐不安的绘画事实上也具有青春艺术的特征。何森和忻海州、赵能智等人，以及后来尹朝阳、谢南星和田荣等构成的青春残酷绘画几乎在1998年前后奠定了青春艺术的一个高潮。但谢南星和尹朝阳等人作为七十年代生一代人，实际上完成了这一代人形像和情感特征的语言风格，或者说，这一代人的基本精神分析特征要表现得更像七十年代一些。　　二．青春艺术的文化背景和特征

　　青春艺术在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和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可以说是一种左翼精神的青春主题，作为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载体；这一主题延续到1949年以后，像《青春之歌》、《青年一代》这样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电影和小说；1976年之后，青春主题与伤痕文学和伤痕艺术结合在一起，像电影《小街》，何多苓的伤痕绘画、以及王安忆等人知青小说等，具有一种对意识形态社会受伤经历的现实主义表达；九十年代初，刘小东等人的新生代绘画，张元（《北京杂种》）、王小帅（《头发乱了》）等人的第六代电影，以崔健、唐朝乐队为代表的摇滚乐，王朔的小说，都表现出一种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内心距离的受六十年代反叛文化影响的边缘青年的文化特征。

　　上述这一条线索与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电影《毕业生》、英国的甲壳虫乐队等，实际上属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性的青年文化背景，更准确的说，是带有青春艺术特征的左翼青年文化。

　　这一世界性的青年文化在六十年代的西方和中国达到高潮，随着二战后的婴儿潮产生的青年绝对人口的上升，青年反叛文化开始冲击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的演变，其特征主要是崇尚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救世，反叛传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抗议社会不公、官僚统治和反战。西方的青年反叛文化到七十年代开始陷入低潮，进入后意识形态时期。由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体制，中国的青年反叛文化火和革命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一直延续至九十年代前期。

　　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实际上不完全是青春文化，因为它混合了现代知识分子启蒙的思想传统或者青春期的文化形态。八十年代，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和日本新浪潮导演大岛诸的《青春残酷物语》实际上标志着青春文化或者青春艺术的真正兴起，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挪威的森林》中，村上塑造了一个个完全不同于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人物内心。

　　“你想和我睡觉是可以睡的，我还没同任何人睡过觉，但我因为顶喜欢你，要是你想抱我，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同我结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同我结婚，势必连同我的麻烦事都包揽过去，而这要比你想的严重的多。这也不要紧吗？”

　　村上的小说几乎到处都是这种充满爵士乐格调的只关心私人情感、性爱、都市虚无的生活情调，以及对具体性内容的认真言说和兴趣盎然的表述，丝毫看不到六十年代对社会问题、民族国家命运和知识分子思想的讨论。

　　在他的另一部具有先锋小说风格的《再袭面包店》中，有一段话：

　　“我至今也不清楚将袭击面包店的是告诉我妻子是否属于正确的选择，恐怕这也是无法用正确与否这类基准来加以推断的问题。就是说，世上既有带来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也有造成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为避免出现这类非条理性——我想可以这么说——我们有必要采取实际上什么也不选择的立场，我便是抱着如此态度的。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未发生的事情尚未发生。”

　　实际上表述了新一代人思想方式开始偏离知识分子传统的风格。

　　大岛诸的《青春残酷物语》有点像《毕业生》的亚洲版，但大岛诸要拍的更青春气息一点，男女之情和青春残酷比《毕业生》渲染的浓烈，在电影情绪上，实际上已经对社会批判故事元素喧宾夺主了。大岛诸和村上春树都有相似的个人背景：成长于战后青年反叛文化潮流，生活在经济高速成长的东京，与欧美先锋艺术界保持个人联系。大岛诸后来向精英的民族国家电影方向发展，村上的小说却一直把青春文学的风格发挥至极致。但实际上，村上是有很深厚的知识分子思想背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六十年代青年反叛文化演变而来的青春文化没有真正出现在欧美，而是出现在东京，是跟东京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的。东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际上具备了三个文化特征：首先是最发达资本主义国际都市，具有最优越的城市物质生活，有最强烈的都市虚无感、也有最发达的流行酷文化，国际资讯快捷；其次，东京不像纽约处于冷战前后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东京主要是一个市民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影响力很小，这使东京较早进入去意识形态化的市民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都市也更纯粹一点；日本自身具有唯美主义的青春文学传统，比如关于性和殉情等，也提供了文学根源。

　　大岛诸早期反映战后日本社会的青春电影和村上春树反映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东京生活的小说产生的背景，实际上跟中国九十年代中后期青春艺术兴起背景有相近之处。而且，村上春树和大岛诸的作品实际上不是很日本化，他们的作品也许代表东京文化，但不一定代表日本性。这也就是说青春文化是以国际化的市民资本主义都市为核心背景的。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以后意识形态方式进行的社会变革，使自由市场经济、都市化、跨国经济和全球文化、以及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物质主义文化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这都使七十年代生一代人直接面对一个上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全新的青春成长环境。这些环境在许多青春艺术作品中都成为一种主要的视觉背景和图像来源，青春艺术实际上形成了一套以经济成长的都市为背景的视觉语言。

　　“大都会”是青春艺术主要的空间表现背景。主要的艺术家像杨勇、杨福东、杨帆、何岸、曹斐等都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日渐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大都市。杨福东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其背景就是上海陆家嘴的摩天高楼群，在通向摩天高楼的主干公路上，杨福东虚拟了一个伤痕斑斑、拿着砖块要跟谁决斗的戴着眼镜的青年形象。这幅摄影实际上模拟了一种七十年代生一代人自我受困的新环境，物质主义、大都会的个人绝对孤独、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统治、处处受伤但找不到受伤根源的道德困境成为这一代人新的青春残酷根源。杨福东的表现方式实际上和很多青春艺术的表现方式相近，就是采用将内心翻转到外部的虚构形体和现场形态的寓言化方式。

　　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转型期间，大都会的“挪威的森林”似的青春残酷经验实际上成为了七十年代生一代人的情感舞台。这种青春残酷的表达背景跟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前期的艺术相比有根本区别，即它不再以政治社会的单一的整体意识形态结构为舞台背景，而是以都市作为多元的市民社会文化为背景。大都会文化在九十年代表现为市民社会受全球化、成熟的商业文化、以及高度的都市公共服务和大众传播体系的深刻影响，七十年代生一代人在青春期经历的大都会文化进程，实际上是一个去意识形态的过程。在视觉图像上，也具有去意识形态化的特征。

　　“感伤的男孩”和“都市酷女孩”是青春艺术表现得较多的主体形象。“感伤的男孩”在尹朝阳的《青春远去》系列中表现为一个自我矛盾感情混杂的青春主体，而不再是一个以往在伤痕绘画和新生代绘画中的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左翼青年或者乌托邦青年的形象。“感伤的男孩”们不再具有明显的青年知识分子色彩，也不再具有救世倾向和社会反叛的姿态。社会评判的道德情感具有一种暧昧性，自我形态也不确定。尹朝阳塑造的还是一种七十年代生一代人中在比较严肃地试图把握自我走向的主体，但他们的确不再像六十年代的精英青年那样的具有完整确定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想象的参照系。这也是青春艺术主体形象的特征。田荣的绘画也具有相近的主体性描绘，但他的《匿名生活》系列更侧重于青春性的表现，尤其侧重于这一代人的脆弱敏感的心理特征的描绘。

　　“都市酷女孩”在杨勇的摄影《青春残酷日记》（1999年）中表现为一种大都会难以承受的个人的空洞化、虚无感和孤单的自我处境。深圳实际上比上海、广州更像东京，杨勇的影像具有一种麻木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经济增长时期的都市残酷感。比如，时髦女孩站在都市傍晚街头工地的石礅上点烟，像个绝望的天使；躺在个人公寓的沙发上眼神发呆，或者站在阳台上拿着玩具手枪无聊地向对面公寓楼瞄准。尹朝阳和何森在2002年前后的作品主体形象也是一批时髦的女孩以颓废的姿态抽烟，她们情调小资，但就是莫名其妙的不快乐。“都市酷女孩”在青春艺术中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七十年代生一代人有别于上一代的内心处境和自我特性，即这一代人生活在都市森林下的物质主义包围中，而不再是上一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包围中。她们时髦，有情调，生活闲散，敏感，爱逛百货大楼、泡酒吧和上网聊天，也性开放。她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比上一代人要丰裕的多，但她们就是无聊和不快乐。

　　在视觉形象上，“感伤的男孩”实际上反映七十年代生一代人在后意识形态时期自我和道德情感的混杂和暧昧的主体性特征；“都市酷女孩”则更倾向于表现七十年代生一代人面临的一种全球性的物质主义和都市虚无的精神困境，以及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酷文化趣味。

　　“国际流行文化”是青春艺术主要表现的一个文化背景。郑国谷在九十年代末的一些表演摄影主要表现一群年轻人模仿香港韩国的商业电影中的视觉形象和生活方式，比如让各种颜色的头发，集体群居，打架，威胁少女等各种亚洲新兴工业国家都市中的蛊惑仔形象。杨帆的绘画也表现了服装和化装酷文化对于七十年代生都市青年女性自我表象的影响，杨帆的绘画概括出了广州女孩的种种“酷像”，这些来自时尚杂志、电视和商业电影、商业广告中的酷像属于鲍德里亚说的消费社会的女性的“仿像”消费。郑国谷和杨帆都表现了国际流行文化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七十年代生一代人意识形态的空穴的填补，即一种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填补了政治去意识形态后的空缺。在美学上，他们都描绘了来自中小城市的青年如何在全球文化的影响下迅速的去地方性，以及这种亚文化成长的表象和他们投入其中并不自知的被自我改造的残酷性。

　　青春艺术在视觉质感上，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七十年代生一代人自己的美学语言和图像元素，而这都是建立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都市文化迅速成长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市民社会兴起的背景下。因此，在青春艺术的美学和视觉风格后面，实质上蕴含着这一代人的自我主体性和情感特质的根本转变。　　　三．青春艺术有没有一种七十年代性？

　　青春艺术有没有一种七十年代性？青春艺术事实上是和九十年代中后期七十年代生一代人成长的市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背景互动的，在这一文化背景下，青春艺术在艺术表现方式、图像美学和语言形象上都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特征。这样一种七十年代性表现在寓言性的现场、表演性的叙事方式、情感特质的感性表现等不同层面。

　　“青春残酷”几乎是七十年代生一代人的集体处境，这种处境表现为一种青春敏感、受伤、物质生活和都市酷文化混合构成的新青春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九十年代后期的世界性特征，即全球主义文化、物质主义、电信高科技像互联网、移动通信文化、流行文化等，也有中国特有的混合经济和文化模式的特征，比如经济结构上工业化、后工业化、跨国经济同时存在，文化上后意识形态、早期工业城镇文化、后现代文化、大都市文化同时交织在一起。这种环境实质上使九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社会构成了更具有多元文化的异质性、更具有都市生存的残酷、以及混杂迷乱的快速文化变动中的情感情度。这都使七十年代生一代人所体验的“青春残酷”具有一种明显的自我形态和国际化风格。

　　崔岫闻在2001年的“天上人间洗手间”是一个以偷窥夜总会的女洗手间的视角出现的Video作品。崔岫闻表现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女性如何在北京一家著名夜总会的洗手间像战斗一样神经质地化妆、打电话、换衣服，洗手间变成了以形象进行经济交易的后方“帐篷”，崔岫闻“偷窥”到青年女性为消费社会的形象游戏而进行投入程度让人吃惊。在曹斐的Video《狗》（2002年）中，白领的办公室也是一个“青春残酷”场所。曹斐以残酷寓言的影像叙事，表达了经济结构中新一代的受到人生控制。

　　刘瑾的2001年的表演摄影是一种青春残酷幻想元素的戏剧性虚构，由青春的少女、穿迷彩服的士兵和枪构成形象元素的组合，在街道、河边以及草地上构成女孩被威胁、自杀、被捕、被虐等更多是社会美学意义上的“青春残酷现场”。

　　寓言性几乎是很多青春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像谢南星、杨福东、郑国谷等，都通过一种内心经验的形体化和现场叙事的元素化虚构，模拟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觉形态，或者说，模拟一种现实主义视觉表象的真实感。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视觉外衣下的心理表现主义。

　　寓言性叙事现场的虚构，是青春艺术的一种基本的表现方式。除了以直接的残酷视觉出现的形态外，也有以一种卡夫卡式的封闭的日常形态出现的自我表现方式，比如像蒋志的模拟摄影《屉中物》（1999年），表现一个拉开的抽屉里装有个人的私人物品：笔记本、剪刀、咬过一口的苹果、自己的一段手和腿、小玩具、糖果等。蒋志几乎表现了一种可以直观的物体化的“青春残酷日记”，并且表现了七十年代生一代人的前青春期琐碎而细腻的早年童话式的自我经验。这实际上也反映了青春艺术的自我表现特征，它的视觉对象比较自我、封闭、私人化、日常性和敏感的抒情性。这种自我特性也表现在彭禹的Video《我倒立》（2002年）中，作品表现了一种用幻觉和缓慢时间的虚无等待来寻找生动性的日常生活。这种情感和自我特征是超过以前任何一代人的。

　　过分自我感伤和近乎自虐性的自我表现也是青春艺术的一个视觉风格。比如陈羚羊的《十二月经花》（2000年），以一种极其自怜的“残酷”方式展示自己的女性流血的美丽。徐震的《来自身体内部》实际上是一个展示释放压抑的变态的体验过程，Video只是一种纪录，反映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一个空房间里相互不停的周身亲吻，不断发出压抑、疲倦、难受的呻吟和喘气声。

　　在九十年代后期，青春艺术似乎反映了七十年代生一代人的一种自相矛盾又自我分裂的主体性结构，即他们在社会生活层面通过都市体系和大众传播媒介越来越全球化和去地方化，而内心则越来越自我日常化、私人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这使得青春变为一种对于以都市为核心背景的物质和文化消费，这种消费和获得消费能力的进程中，大都市社会和经济结构进入的复杂性使得早期的玩具糖果日记式的个人童话经验容易遭遇受伤和挫折。但是，在跨国经济和大都市结构中，这种致使青春受伤的敌人是象征性的或者是结构性，甚至还没有像六十年代生一代人那样的意识形态解释的假想敌，可以籍此拥有救世或者自我救赎的终极。因此，青春艺术的社会批判的消失和青春困境的自我表现，在美学上是必然的自我现象的反映，也是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转型这一代人在青春期的精神归宿。青春艺术的七十年代性也在于此。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