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纯与繁丽之间――我看当代艺术理想的演变（作者：王一川）

　　尽管在今天谈理想可能要冒风险，被视为脱离时代或实际的空谈，但我仍固执地认为，每一个历史发展时段总有特定的艺术理想――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或标准。艺术理想是比艺术实际状况更符合时段特有的审美价值取向的东西。我甚至觉得，没有艺术理想的艺术是无法真正成为艺术的。不过，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艺术理想无法脱离特定时段的文化语境，有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就应有什么样的艺术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而文化语境的变化也会影响艺术理想，并显现在其中。文化语境在这里是指艺术所生长于其中的特定时段的种种符号表意行为所形成的普遍性情境，包括个人和社会生存方式、社会心理、伦理规范、语言形态、价值体系、审美趣味和艺术活动等。这种文化语境恰如一双无形的巨手，富有艺术地塑造着人的生活形象及其理想。这巨手在不停地变换，艺术理想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造型。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到两幅对比图画：一幅是今天的光怪陆离的视觉图像爆炸场景，另一幅则是似已成遥远回忆的思想年代的清纯记忆。

　　在今天这图像纷呈的年代里回忆思想年代的艺术理想，不是由于我有怀旧雅兴，而只是想从正在逝去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中吸取一点灵感而已。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思想或思想启蒙成为文化生活的一个关键词。在那个思想的年代里，人们思想着如何澄清“文革”政治硝烟而重新过一种合乎人性的美的生活。于是，美或审美成了向往的一个至高的生活境界，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的“美学热”。但思想归思想，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由于注重美的思想启蒙，必然更重视精神性内美（内心生活的美或道德意义上的美），而有意无意地冷淡或忽视属于身体的外美。由李谷一唱红的电影《黑三角》（1978年）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突出的是清纯之美。清纯，这是想象中的澄清了政治浑浊后的人性至美。这种清纯美比起单纯的外貌美来，在这个思想年代里似乎具有更高的伦理品级。影片《天云山传奇》（1981年）里，主人公知识分子罗群最初面临着两位知识女性的抉择：一个是美貌、活泼的宋薇，另一个是清纯、内秀的冯晴岚。最后是当他被打成右派时，宋薇投向了自己本不爱的官僚吴遥的怀抱，而罗群则选择了具有坚韧和忠诚等内秀品质的冯晴岚。这似乎是在突显这个思想年代所特有的艺术理想及生活理想：外貌美是虚假的和易逝的，而由清纯和忠诚等所支撑起来的内美才是实在的和长久的选择。生活中的外貌美未必就一定不可靠，但这确实是当时艺术理想的一种基本取向。

　　清纯，是一种与现实的人性压抑相对抗的艺术理想。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以一种特殊而又含混的表情无言地传达出“父亲”的复杂而隐秘的内心独白，使人似乎倾听到他的悲苦的心理节奏。清纯既针对以“文革”为标本的政治暴力强制、也针对商品铜臭污染，代表着人的脱离了政治和商业利害的一种完美本性的回归状态。这一点在张洁的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8年）中有着更明确的表达：老音乐家梁启明在去世前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孙长宁“不论将来自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辉煌的顶点，决不能把自己的才能当成商品”。与政治暴力和商品铜臭相对立的，则是那神奇的长笛所吹奏出来的“明亮、质朴、优美的象散文诗似的旋律”，以及这种旋律流泻出来的“优美而高尚的灵魂”。这种在音乐节奏中生成的明亮、质朴、优美和高尚，正可以视为清纯之美的具体表达形式。

　　可以说，清纯以及与清纯相连的单纯、纯真、质朴或平实等价值规范，成了思想年代的艺术理想及文化精神的一个突出标志，因而也成为这个时段的艺术形象创造的普遍原则。标举清纯，意味着有意忽略视觉性的外在美或形式美而强化听觉性的内在美或精神美。真正合乎理想的美，似乎不是眼睛看出来的，而是耳朵听出来的。外在视觉美当然是美的，但只是这种美被视为一种次要的诱因，而它所流泻出的内在听觉美才是真美。这正像孙长宁手中的长笛一样，它的神奇的美并不在于它本身的视觉外形，而在于它能魔术般地流泻出动人心魄的听觉节奏，能够激荡起高尚的精神或情*。80年代前期美学虽然竭力伸张“感性的解放”，看起来是明确了审美的视觉性特质，但这种明确往往只是停留在纯思辨层面，而在实际的艺术创造中却是听觉节奏之美占据主导地位。

　　实际的艺术创造确实以其巨手在弹奏着以听觉美或精神美为主导的美学旋律。以宗白华和朱光潜为代表的80年代前期美学界，热切追问的是一种精神美。宗白华体验美学的中心思想和核心范畴，便是听觉性“节奏”。他要求以“流盼的眼光”或“万里眼”，去“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把握全境的阴阳开阖、高下起伏的节奏”，寻求那“具有音乐的节奏与和谐的境界”（《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而文学作为以听觉为主导的语言艺术（由语言的声音想象出语言所描摹的具体形象），理所应当地全力承担起弹奏这种“节奏”的重任，艰难地捍卫着自身最后的霸主地位，尽管此时拥有视觉力量的电影已在通过“文学性”、“戏剧性”和“电影性”之间的争论而力图夺取艺术霸权。而文学本身所建构的人物形象，也以那些具有内美或精神美的人物为美的标志，如陈景润（《歌德巴赫猜想》）、张俊石（《班主任》）、罗群（《天云山传奇》）、“研究生”（《北方的河》）、隋抱朴（《古船》）等。即便是视觉性物象，也更多地是听觉美或精神美的象征形式，如流淌音乐的长笛（《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象征现代知识的铅笔和铅笔盒（《哦，香雪》）、贯注生命旋律的黑骏马（《黑骏马》）、散发传统流韵的远古彩陶残片（《北方的河》）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标举的美的艺术理想是朴实无华，而美容、美发、美食及居室美化在那时还是一种少见的或不被提倡的物质奢侈。这种艺术理想既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素朴着装或打扮上，也通过礼品包装的简朴、书籍装帧的素淡、商场购物环境的简单实用、商业广告的平实、建筑与艺术设计的素雅等表现出来。思想年代，从艺术理想上看，可以说是崇尚清纯的年代，是听觉美主导的年代。　　但是，80、90年代之交的文化语境演变，使人们没能在思想年代徘徊多久，就不得不匆匆地迎接图像年代的视觉轰击。今天，随着所谓市场经济、消费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和信息技术等时段的到来，人们仿佛突然间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图像年代，即视觉图像主导甚至爆炸的年代。视觉图像主导，表明的是听觉美的退位和视觉美的中心化。如果说，思想的年代必然要崇尚听觉之美，那么，在这个图像的年代里最受宠爱的就该是视觉之美了。扑面而来的充满诱惑力的电视画面和影碟镜头、琳琅满目的时新商品、五彩缤纷的商品广告、富有诱惑力的时装演示、精确逼真而又丰富繁复的电脑图像、令人晕眩的取之不尽的国际互联网世界，都在展示视觉图像的无所不在及其神奇力量。这样，我无法不感到，思想年代的听觉主导的清纯美已经飘逝而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视觉图像主导及其所标举的繁丽美。

　　繁丽美，与清纯美相对，是指由繁复和华丽图式设计而成的美的形态。繁复，表现为线条、图案和色彩等的繁多和复杂；华丽，则是指质料的华贵和图式的彩丽。这就是说，繁丽美指的是繁多、复杂、华贵和彩丽的美的形态。这种美的形态往往是以丰富多彩的图像为主导性显现方式的，主要诉诸人的视觉（当然也可能兼有其他感觉）、让人去看，而不是像语言艺术那样主要诉诸听觉、让人去听。 如此，一个似乎难以避免的情形已经和正在出现：人们的看的能力及其使用频率在提升，而其听的能力及其使用频率在退化。如果说，80年代崇尚的清纯美由于强化声音而弱化图像，得以主要激发人的听觉，由听而思，从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而唤醒思想，富于理性地思考国家和个人的前途与命运，着力寻求大众的文化启蒙；那么，90年代以来的繁丽美则由于声音的弱化和图像的强化，得以主要诱发人的视觉，由看而欲，从对视觉图像的观赏而诱发日常物质生活欲望，怀着强烈的攫取本能去图谋物的丰盛，享受物的盛宴（美物、美食、美容、美色等）。

　　逝去的诚然不可能再追回，图像年代也自有其审美与历史合理性，但面对视觉图像的狂轰滥炸，适当张扬已变得弱势的听觉，唤醒似乎已被尘封的清纯传统，用它来遏制过量视觉图像的重复震扰，为我们的生活寻求一种听觉节奏与视觉图像相平衡的新状态，或许不失为这个图像的年代里的一种必要的艺术理想形态罢？艺术，无论文学、音乐、舞蹈，还是绘画、戏剧、电影和电视，应当不仅让人看，而且让人听，在视觉与听觉的融汇中体验生活世界的美。而由于当前图像的年代的特殊的视觉爆炸情势，注意激发和伸张已变得衰弱的听觉节奏，以此抵消或遏制无限膨胀的视觉欲望，就具有了更为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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