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作者：曾繁仁）

存在论美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兴盛，后逐步被分析美学所取代。但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存在论美学再度复兴，逐步成为主流美学思潮之一，一直影响至今。这种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实际是后现代经济文化的产物，具有许多新的内涵。不仅在西方当代美学发展中有其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当代存在论美学是在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历经了早期文明（原始部落文明）、古代文明（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文明（后工业文明）四个阶段。而后现代文明，一般以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结构中从事技术与管理的白领人员超过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人员为其标志。法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于1970年所著《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指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至少在50年代末期这一转变就已形成。所谓后现代，在经济上是以信息产业主导为其标志，知识取代机器与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文化上，后现代则意谓着网络文化与大众文化迅速崛起，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在思想上，后现代则是对近代以来的现代理论体系，包括主体性、工具理性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种解构与超越。从总体上看，后现代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超越。因为，近代以来的经济与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文明程度提高。但现代化也不可免地有其负面影响，特别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科技的巨大作用等，更犹如双刃剑而在促进社会前进的同时带来消极面。例如市场拜物盛行、工具理性膨胀、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及精神疾患蔓延等等。凡此种种都直接危及到人类的生存状态，乃至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以后，哲学思想与理论领域出现对现代化进行反思与超越的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有以法国的德里达、福柯、拉康为代表的解构的后现代与以美国的大卫·雷·格里芬、大卫·伯姆为代表的建设的后现代。前者侧重于摧毁与解构，后者侧重于超越、修正与建设，旨在建设一种新的避免了现代性弊端同时又更具积极意义的后现代世界观。抛弃工具理性、主体性与结构主义哲学等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主张人、自然与社会系统统一的当代存在论哲学观，就是这种后现代世界观的代表性形态。当然，对于这种包括后现代经济文化观念与后现代世界观在内的后现代理论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就坚持用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不同意全面否定启蒙主义理性并从整体上否定现代主义价值观。实际上哈贝马斯也承认现代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工具理性等现代理论的弊端，但他不赞成采取彻底解构的途径而主张借助改良的道路，运用人性与社会交往理论加以修补。再就是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只是现代化的中期，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肩负着进一步发展现代化的重任，而且肩负着克服前现代性的任务，所以后现代在我国不是现实的存在。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并不全面客观。的确，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现代化中期，现代性还需大力提倡。但另一方面，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科技发展所形成的市场与金钱拜物、工具理性膨胀、环境恶化、精神疾患蔓延等等弊端在我国同样突出地存在，同样极大地威胁到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政府才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因此，我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存在后现代的社会与文化现象，当代后现代理论在我国同样有其适用性。正是在这种后现代的经济文化背景与世界观的条件下，才在西方出现当代存在论美学。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西方即已出现以萨特、梅洛—庞蒂、伽缪与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美学理论。但这些理论未能摆脱西方现代理论的影响，表现出一切从自我出发的浓郁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甚至海德格尔早期有关“大地与世界争执”的理论中强调世界对大地的统帅，也未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只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20世纪60年代前后，海德格尔提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才真正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束缚，使其美学思想成为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典范表述。他于1959年6月6日在慕尼黑库维利斯首府剧院举办的荷尔德林协会上作的演讲报告中指出：“于是就有四种声音在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这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但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地自以为持立和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任何一方是有限的。若没有其他三方，任何一方都不是存在。它们无限地相互保持，成为它们之所是，根据无限的关系而成为这个整体本身”，“因此，大地和天空以及它们的关联，归属于四方的更为丰富的关系”。（1）

二

当代存在论美学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而有其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的根据。首先是改变当代人类生存状态日益非美化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一系列二律背反的情形。具体表现为发展与生存、当代与后代、富国与穷国、科技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等一系列尖锐矛盾。而总起来表现为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生存状态非美化的尖锐矛盾。那就是说，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使之逐步走向富裕。同时，现代化的进程又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从现在看大体分三个阶段。那就是现代化初期出现机器与产品走向奴役生产者的“异化”现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瓜分产品、资源与殖民地的战争，而凭借科技制造的极具杀伤性的武器运用于战争，特别是二战中原***的使用更是人类的空前灾难；20世纪70年以来，由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与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导致人与自然矛盾尖锐、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直接威胁到人类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而当前网络文化的发展又出现人成为网络的奴隶从而导致新的“异化”的情形。这些矛盾的解决除了依靠经济、政治与道德的手段，还要借助美学的作用。因为，美是一种不借助外力而发自内心的情感的力量，是人的自觉自愿的内在的要求，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所以改善当代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状态非美化的现实需要，成为当代存在论美学产生的现实土壤。而当代哲学的发展又为当代存在论美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的根据。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哲学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条线索交替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主义的分析哲学逐步式微，而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逐步兴盛，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文化哲学的兴盛，更从多个文化层面考察人性与深层精神生活，从而为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在当代的发展又给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武器。因为，胡塞现象学方法是用整体性意识反对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存在论代替认识论，特别是现象学方法中的交互主体性（主体间性）理论更成为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的理论精髓。而深层生态学理论则更使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与崭新的面貌。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将世界观、价值观的深刻追问引入生态学研究，创立深层生态学，打破“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提出“自我实现”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二个最高原则，成为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的重要内容。正是在此基础上，美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大卫·雷·格里芬提出著名的“生态论存在观”（2）哲学，成为当代存在论哲学的重要理论形态，同时也是当代存在论美学的重要哲学根据。当代存在论美学的产生也是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学研究逐步向文化领域延伸，而文化的视角即是人的生存视角，表明人类进一步加深了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心，从而使存在论美学进一步凸现出来。中国当代美学领域面临着对实践美学的突破，而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强烈的现实性与包容性使其成为取代实践美学的最佳选择。当代存在论美学的产生还借用了大量的传统存在论哲学——美学资源。首先是借鉴了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阿氏提出万物循环规律与人的生存的关系，对当代存在论不无启发。再就是康德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家关于艺术与人的生存关系的思考。例如，康德关于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的理论，把作为彼岸世界的信仰领域引入审美，探讨了审美与人的存在的关系。席勒有关美育与异化的探索，也涉及到人的存在领域。而尼采所倡导的酒神精神实际上也是人的生命力激扬的生存状态。叔本华关于艺术是人生花朵的理论，也是将艺术与人生联系。以上理论均给当代存在论以营养。而中国古代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受到西方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理论家的重视。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就明显地吸取了道家理论精华。而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家更从东方智慧中吸取大量营养，他们从不讳言中国道家思想和印度佛教理论在当代生态哲学与美学建设中的重大价值。这也预示着美学领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必将被中西平等交流对话所取代。当然，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更是20世纪初期传统存在论哲学——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又对传统存在论哲学——美学以重要的改造，主要是抛弃了传统存在论哲学——美学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内涵，代之以“人——自然——社会”系统共存的崭新观点。具体说来，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对传统存在论哲学——美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方法上继承其现象学整体意识的方法，抛弃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模式以探讨事物的本质为名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分裂，最后导致美学研究走上死胡同。传统存在论哲学——美学则已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方法，采取现象学的整体意识方法，即抛弃了传统的本质追问而去探究作为整体的对象在意识中的显现过程。就是运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人的存在问题，才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对于这种现象学的整体意识的方法，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是完全接受的。再就是对于传统存在论有关“存在”这一基本范畴的继承。传统存在论的“存在”这一基本范畴，也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表明传统存在论哲学——美学理论突破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哲学——美学范式。认识论美学离开审美的本性，孤立地探讨美在理念或美在现实，最后使审美等同于科学与道德活动。但存在论美学却打破了这种僵化的认识论范式，完全立足于审美的特性，回到人的原初状态，从人为什么存在与如何存在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出发，从人与动物最原初的区别为有没有审美活动开始，确定审美的生存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美学范式。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认为，审美活动是人摆脱自然的欲望同对象发生的第一个自由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当人做审美的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3）因此，审美的存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美学范畴，在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中还是应该保留的。只是传统存在论哲学——美学有关审美存在的内涵没有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及与之相关的“自我中心”的理论束缚，以及笼罩着消极灰暗的理论色彩。因为，这一理论的三个核心思想：“存在先于本质”、“人是绝对自由”以及“他人是地狱”等都有欠妥之处。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强调自我规定本质；“人是绝对自由”强调自我选择，自我设计；“他人是地狱”强调所谓存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面对的是虚无荒谬的世界。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以“主体间性”理论强调人只是“关系中的存在”，以“系统协调”的生态存在观强调人的自由只存在于人与自然、社会的“普遍共生”的关系之中。而且以积极的“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去创建现实的审美的存在。传统存在论哲学——美学把想象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认为现实的东西绝对不是美的，美是一种只适合想象的东西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论在其基本结构上又是指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在这种理论中，想象同自由紧密相联，两者实际上互为条件，自由是想象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而想象又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对于这种想象理论，当代存在论美学当然应该有选择地吸收，想象是人的审美的存在的主要方式，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最重要途径，它的整体意识性的特色充分反映了审美的基本特性。但当代“普遍共生”的生态存在论哲学观却从人与自然、社会“普遍共生”的角度反对因强调想象而导致对现实世界的彻底否定，认为审美的确主要凭借想象但也同自然、社会，特别是三者间系统协调的关系密切相关。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具体形态除了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的海德格尔1959年前后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的游戏说”之外，还有福柯的“生存美学”理论。福柯面对前资本主义对身体的奴役和现代资本主义从内部即从精神上对身体的控制（监督、惩罚、规范），提出“自我呵护”的著名命题。他说“呵护自我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权”。这就是说，他认为人的关注重点由关注自然，到关注理性，再到关注非理性，当前应更加关注自身，使人与自身的关系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权。为此，他提出“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创造成艺术品”。由我们自身的艺术化发展到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变成一件艺术品”。（4）这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现代性负面影响控诉批判的基础上，要求建立一种从自我开始的艺术化（审美的）生存方式。再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态美学。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指出，“生态学以及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5）。这种美学理论在西方当代表现为文艺实践的生态批评，而在我国则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兴起的生态文艺学与生态美学。生态美学是一种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

三

由于当代存在论美学目前仍在形成当中，加上西方诸多当代哲学——美学理论形态自身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因而其局限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这一理论自身极不完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并未解决，包括同传统存在论的关系问题、基本范畴问题，特别是如何将这一理论落实到具体的审美实践与艺术实践问题等等均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而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后现代解构特点与现象学方法的借用又不可免地导致了对唯物主义实践论的否定，从而使其失去牢固的根基。同时，许多敏感的理论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包括人的存在与科技、现代化的关系等等。因此，我们面对西方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理论，不能生吞活剥地加以接收，而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唯物实践观为指导的当代存在论美学。首先要奠定唯物实践观在当代存在论美学中的指导性地位。这种指导性地位就是坚持唯物实践观作为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前提。也就是说，这一美学理论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坚持物质第一的观点，在认识论领域坚持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唯一基础与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而且，坚持认为“社会实践”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但在具体的当代存在论美学领域，唯物实践观不再取代具体的具有独立性的美学规律。例如，我们说社会实践是人的最重要存在方式，但决不是说“社会实践”本身就是美。因此，这种以唯物实践观为指导的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同传统的实践美学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基本范畴是审美存在，而不是实践美学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谓审美存在是指人当下的存在状况，是关系中的存在，而非实体的存在。它包含了自然——社会——人整体协调的内容，是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世俗与诗意、科学与人文的二律背反，但又侧重于后者。审美存在是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审美的理想、艺术的本质特性。审美存在的内涵就是人的本真存在的遮蔽与解蔽。存在论美学是将真理界定为人的本真的存在，因而真理与美是同格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艺术乃是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6）因此，审美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对真理的遮蔽与解蔽，所以对于对象本真的解蔽程度就成为美的标准，也成为一部文艺作品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之所在。正如萨特所说，“美不是由素材的形式决定的，而应该是由存在的浓密度决定的。”（7）当然，所谓解蔽就是拨开笼罩真理的各种雾障。西方存在论美学的解蔽是完全局限于精神领域的。海德格尔将其界定为解读，并用对梵高的油画《鞋》作为通过解读实行解蔽达到把握本真的例证。这表明西方存在论理论家对现实的完全失望，因而把审美存在的理想完全寄托于精神领域。应该说，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所谓解蔽首先是现实生活中对于遮蔽真理的各种雾障的清除，包括市场拜物、工具理性膨涨、环境污染、精神疾患蔓延等等方面。这应该是基础与前提。基于此，精神领域的解蔽才有可能，人的审美生存才会更加现实。关于审美存在的实现，这是西方当代存在论美学所忽视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审美存在是通过审美活动实现的。因此，审美活动成为当代存在论美学的逻辑起点，是一种开放、流动充满创造精神的过程。它包括创造美、传播美和接受美等诸多内容，而且以创造美活动作为基础。所谓创造美既包括艺术美的创造，也包括生活美的创造，并非像传统存在论美学那样只局限于艺术美的创造。而在审美活动中，文学艺术活动是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涉及到审美存在与艺术的关系，是任何美学理论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恰是当代存在论美学的薄弱环节。毫无疑义，文学艺术是审美存在的最重要的形式。人就在文学艺术活动中摆脱现实生活中非美的存在，获得审美的存在。这主要依靠艺术的想象。艺术想象是审美存在的最重要途径，人在想象中可以摆脱日常生活中各种非美因素的干扰，获得充分的自由。因此，艺术想象是对非美的现实生活的补偿。但我们不同意传统存在论美学家认为艺术想象也是对现实世界彻底否定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审美的存在只有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在艺术想象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这种看法应该说是不全面的，不能因为审美存在同艺术紧密相联，就从而否定审美存在同现实的密切相关。因为艺术活动不仅要以现实为基础，而且艺术活动也必然反作用于现实。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艺术想象贯串于艺术创作、传播、接受的全过程，涉及到现实与艺术、非美与审美、情与景、言与意等多重矛盾。艺术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美的形象的创造与审美存在统一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当代存在论美学中，美的形象的创造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作者通过美的形象的创造，实现由遮蔽到解蔽，从而达到审美的生存，这才是艺术创造的目的所在。而所谓艺术的传播，表面上是要解决物质媒介与美的形象的矛盾，实质也是通过艺术的想象，凭借娴熟的技巧，在创造性活动中消解物的特性，实现解蔽，从而达到审美的存在。艺术的接受常同解读相联系，也要凭借艺术的想象，但解读与想象本身都是一种审美存在的方式。事实上，文学接受中的解读必须通过艺术想象的途径，因而同想象是统一的。但接受的一个更重要的内涵就是育人。也就是通过艺术作品的手段，培育审美的生存的一代新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育。事实证明，美育不仅在教育中成为重要的环节之一，而且在整个人类社会进步中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因为，美育是最根本的世界观的教育。在当代，面临新世纪的种种挑战和人的非美化现实，人的最根本的世界观就是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他人与自身。同时，美育也是最基本的教育，也就是说美育是教育一个人如何做人，因此，它是一种人的最原初的养成教育。因为，审美与艺术是人与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动物把自己同自然混为一体，决无爱美之心和艺术的追求。只有人，一旦同动物区分开来，就产生了爱美之心和艺术的追求。所以，审美与艺术可以说是人性中最基本的内涵。因此，美育就是教人如何摆脱物性而具有人性的教育，也是对人进行最原初的精神慰藉与提升，常能收到奇效。当代存在论美学肩负着十分繁重的任务，首先，应该通过当代存在论审美观念的教育和艺术作品的传播接受，对现实生活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那就是，通过以上途径有利于清除现实生活中真理的雾障，逐步地由遮蔽到澄明，使人不仅在艺术中获得审美的生存，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能获得更多的审美的生存。同时，当代存在论美学还应起到推动美学学科建设的作用。从目前看，以唯物实践观为指导的当代存在论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实践美学的合理成分，已显现出超越实践美学的极大可能。但存在论美学在审美实践与艺术实践方面相对薄弱，又不太有利于这种超越。因此，当代存在论美学还应立足于建设，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内涵，特别是在审美实践与艺术实践方面进行更多的理论建设，使之更加完备，真正担当起建设新世纪美学学科的重任。当然，当代存在论美学仍然发源于西方，因而还有一个使之本土化的重大课题。那就要充分吸收中国古代一系列有价值的美学思想，包括“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中和论”美学思想以及我国古代一系列有关人生美学的精华。同时，还要从我国传统文学艺术中吸收优秀的极富民族特色的艺术精神。诸如我国古代有关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的种种理论观点，像养气论、气韵说、品味说、意境说等等。将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充实到当代存在论美学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同时又具普适性的崭新的美学理论体系。





注释：

（1）《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一版，第210页。

（2）《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24页。

（3）席勒著《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第90页。

（4）（英）路易丝·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72、164、165页。

（5）转引自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7页。

（6）海德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0页。

（7）转引自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2002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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