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关于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神秘概念的一种解释（作者：张金言）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最后一个命题是：“对于不可说的一定要保持沉默”(7)。这个命题实际上是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最后结论，也是他早期哲学工作的总结。我们甚至可以说《逻辑哲学论》中的其余部分都是为了支持这句名言而提出的理由。命题7包含了维特根斯坦写作《逻辑哲学论》的全部意图，它同时也以预言的方式标志着青年维特根斯坦哲学旅程的结束。看来颇为奇特的是，这个命题并不象是一个哲学命题，倒象是一个悲剧中的主角在看清人生真相之后道出的独白。重要的区别也许在于这一点：《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个命题不仅表现出一种崇尚理智的人生态度，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理论和一种新的哲学方法。

维特根斯坦在他写给罗素的一封信中，曾经把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间的划界工作说成是哲学的首要问题[1][①]。为了强调指出命题7的重要性，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全部意义也许可以用下面的话加以概括：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对于不可说的一定要保持沉默”。为什么维特根斯坦把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间的划界工作当作他早期哲学的首要任务?本文作者认为应该从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中出现的 “语言”、“思想”和“世界”等关键词的理解和用法中去寻找答案。

照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当然是世界上的客观事实。青年维特根斯坦也抱有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更注意语言的性质与功用。他认为语言的单位是命题，命题的功用是描述事实，所以他把命题叫作事实的逻辑图象。当命题符合事实时，它就是真的；否则便是假的。广义来说，语言(=全部命题)只有当它正确描述世界(=全部事实)时才算完成其正当功用。确定一个命题真假的唯一方法是拿它同一件事实进行比较。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为了发现图象的真假，我们必须拿它同实在相比较”(2.223)。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青年维特根斯坦的心目中， “语言”就是自然科学的语言，而“事实”也就是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那么维特根斯坦关于“全部真命题的总和就是全部自然科学”(4.11)的说法看来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论断。因为在自然科学中一切命题的真假都要看其是否符合事实而定。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采用的真理标准不过是自然科学的真理标准。但是作为哲学家与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一步探讨了使得一个命题能够描述一件事实的条件。他认为一个命题之所以能够描述一件事实全靠两者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开头便宣称：“世界是事实的总和”(1.1)，这里所说的世界也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十分明显的是，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世界是由事实构成，而不是由价值构成。价值是自然科学的世界以外的东西。正如他所说的语言是自然科学的语言一样，他所说的世界也是自然科学的世界。所以维特根斯坦说 “在世界之内不存在价值。价值必然在世界之外”(6.41)。维特根斯坦对于“世界”一词的用法清楚表明，在《逻辑哲学论》中事实与价值是截然分开和互不沟通的。

维特根斯坦对于“思想”一词的特殊用法也值得我们认真考察：

“事实的逻辑图象就是思想”(3)。

“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4)。

这是《逻辑哲学论》的两个基本命题。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是把语言与思想等同起来。维特根斯坦与许多人一样，确信思想不能同其表达分割开来。但是他却进一步主张：任何思想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思想不是心中发生的事件; “思想就是应用的命题符号”(3.5)。

现在我们可以写出这个等式，即语言=思想=世界的图象，而这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有名的语言图象说。但是在这里思想是指服从逻辑规则的思想，或者说是指可以用语言表述的思想。凡是不按照逻辑规则进行的思想也就不能用语言表述。以下几个命题只是上述观点的发挥和加强:

“凡是可以想的都可以想清楚。

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4.116)

“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5.6)

但是当我们越过自然科学的界线而进入价值领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命题(或者不如说是些假命题)所说的东西并非世界上发生的事实，而是人们对待事实的态度或情感。简单说，这些命题并不指向事实，而只涉及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价值。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或同构关系在这里并不存在。语言并不起什么描述作用。语言并不向我们显示外在世界中的任何事实。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这些命题并非真正命题，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其真假。但是过去哲学家却往往把他们关于价值作出的判断当作关于事实的判断。这就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结果是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竞争对手，当作与各门科学并列或者提供更为深刻的知识的学科。他们的最大错误乃是认为哲学也对世界上的事实有所判断。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明确指出有关人生中各种价值的命题超出了语言(=自然科学的语言)的界限，因而是不可说的。相比之下，自然科学的命题由于有真假可言，所以是可说的。维特根斯坦在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间划出的界线向我们表明什么是语言能够完成的事情和什么是语言不能够完成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间所作的区分实际上是从语言角度讲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对立。过去哲学家的最大通病就是把事实与价值混淆起来，不加区分。他们所讲的原来都是一些不可说的价值，因而丝毫也不能增添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所以过去的哲学不是超科学，而只能是假科学。维特根斯坦作出的关于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间的区分在哲学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种区分一方面敲响了旧哲学的丧钟，另一方面则指出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只说可说的东西即只对思想进行逻辑上的澄清。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发展的历史正是沿着维特根斯坦所指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基本思想就是把事实与价值完全对立起来，把可说的与不可说的截然区分开来，认为中间绝无沟通的余地。这样一种观点固然彻底扫除了旧哲学的弊病，却不免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种观点的形成来自青年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思想和世界所抱的过于静态的理解，即不把它们当作既有区别而又相互依赖的概念。换句话说，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 “思想”和“世界"这三个词的用法过于狭窄，从而使它们失去了其原来在日常语言中的丰富意义。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开头是个实在论者，主张真理的符合说。可是由于他主张旧哲学即形而上学中的价值判断是不可说的而成为无意义的命题，这就把价值排除在世界和语言之外。其结果是，价值在哲学中不能再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尊崇人类生活中各种价值并且具有很高艺术感受力的维特根斯坦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太大的牺牲。怎样才能解脱这一困境?维特根斯坦的办法是求助于神秘这一概念。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无非是想用“神秘的”一词来为他所珍惜的一些价值提供一个庇护所。这就是神秘概念出现在《逻辑哲学论》结尾部分的原因。

让我们看一看下面几个命题：

1．“确实存在着不可表述的东西。这种东西显示自身；它就是神秘的东西”(6．522)。

2．“神秘的东西并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存在”(6.44)。

3．“世界的意义必然在世界之外"(6．41)。

4．“因此也就没有伦理命题”(6.41)。

5．“显然伦理学是不能表述的。伦理学是超验的(伦理学和美学是一回事)(6.421)。

把这些命题综合起来看，我们便得出另外一个等式：价值=不可表述的=超验的=神秘的。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这四个词是同义词。非常明显，维特根斯坦的意图是在推翻旧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后，通过把人生中各种价值转移到超验领域而把它们保留下来，也就是重新为它们找到存在的理由。伦理学与美学被说成同属超验的领域，因为它们只能被显示，而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述。我们的第二个等式表明伦理学与美学也属于神秘的领域。这个等式也表明价值领域、超验领域和神秘领域是一回事。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不可说的东西正是我们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价值之所以不可说只是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价值既然不是事实，当然不能用表述事实的命题来表述。如果说价值可以用命题加以表述，那就是言词上的自相矛盾。

上面已经提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关于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论断使他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方面看，这一论断指出了正确的哲学方法。它向哲学家发出了警告：永远不要超越语言的界限，永远不要混淆事实与价值。哲学的唯一任务不是提供有关世界的知识，而是使思想清晰，这就是对哲学语言进行分析。因此在维特根斯坦之后，哲学实际上成了元哲学。我们也许可以说整个分析哲学都是依靠可说的与不可说的或者事实与价值的截然区分这个基本论断而发展起来的。

最后让我们考察一下维特根斯坦这一论断的消极方面。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时期把语言与思想完全等同起来，从而给两者都带来损害。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表述，而且是思想的先决条件，即不存在不通过语言媒介的思想。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又只限于描述事实的语言。因此价值被排除于语言和思想之外，成为不可说的东西。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把语言与思想的合法活动范围大大加以缩小。简单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象说引出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分离，这种分离又引出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间的截然区分。最后才出现神秘这一概念。我们尽可以大胆假设：如果青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更加广阔和更富有灵活性，足以容得下表述价值的语言，他的哲学本来可以不必引进神秘概念。毫无疑问，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放弃了他的图象说并进而讨论各种生活形式之后，他已经从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建立的过于死板的语言观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尽管他一生的哲学工作从来没有超越语言的界限。

哲学家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前后融贯的体系，往往过分严格地规定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不自然地引申或消除关键词在日常语言中的某些意义，结果就忘记了这些词经过若干代积累起来的丰富意义。他们的哲学体系因此显得极不符合常识和过分做作，实际上只是精心构建的空中楼阁。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所代表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新的形而上学(因为他也说了许多不可说的话)也不是个例外。

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由于过分重视自然科学的语言而看不到事实与价值、可说的与不可说的最后能够达到相互结合和统一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为了在他建立的哲学体系中替不可说的东西找到一席地位而煞费苦心地提出神秘概念。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仍然妨碍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事实与价值并非互相分离，而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对应的两个领域。维特根斯坦只看到语言而忽视世界的哲学方法使他陷入了神秘主义的困境。他这种片面重视语言的偏见以及由此陷进的困境在他本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一首广为传诵的诗《豹》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在它眼前好象有千百条栏杆，

栏杆后面再也没有什么世界。

和里尔克这首诗所写的被关进笼子里的豹子一样，青年维特根斯坦也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语言的牢房。他把人类思想囚禁于语言的界限之内，超越这个界限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也就是可以思想的世界。





注释：

[①] 见G·E·M·安斯康；《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入门》英文本，1959年，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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