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学术”条件下的美学史写作（作者：牛宏宝）

摘要：现代性学术范式以“我思”主体为核心，确立了一种历时性历史观：历史是人的逻辑展开。因此，这种历史观的最高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要求历史的书写展示人的时间展开的连续性和“进步”的秩序。但这样的历史观已经在后现代性学术范式中失效。后现代性学术范式所确立的历史观可以称作是“共时性历史观”，即主要是根据语言学的“共时性研究”描述历史。它认为现代性的“历时性历史观”旨在制造“连续性”、“进步”的幻象，其实历史是断裂的、播散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如何书写美学史，是目前国内美学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关键词：现代性学术范式 后现代性学术 共时性历史观 历时性历史观 美学史书写





当我们阅读典型的后现代学术著作时，会明显感到它们与现代性时期的学术著作不同，我们所拥有的许多从启蒙时代而来的学术范式，在后现代学术领域已经失效。据此可以断定，西方现代性文化在向后现代文化的蜕变中，同时也发生了现代性学术范式向后现代学术的蜕变。

◆ 现代性学术范式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形成的，它可以概括为这样的几个方面：A，以“我思”为根基；B，以“我思”主体与思维对象的主-客二元对立为提问模式，并由此设定了“本质追问”的基本路径；C，以“我思”与思维对象的先验同一以及思维的展开逻辑为纯粹的、客观的推论模式；D，把思维与思维对象的同一作为推论之有效性的证明——即符合论的真理观；E，以思维的逻辑展开与历史的展开的统一（即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其最高精神。但是，后现代学术范式中，“我思”的根基已被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提问模式和从“我思”主体出发对对象的“本质考问”、以及“我思”逻辑的纯粹自明性推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等原则，伴随着知识与权力、陈述与欲望、差异原则的普遍统治等的揭示下，已经失去了其有效性，自明的纯粹逻辑推论让位于语言或文本结构和功能的自身作用，符合论的真理观已经让位于文本阐释学的历史相对主义真理观。这就形成了一种可称作“后现代学术”的基本构架。

◆ 现代性学术学术与后现代学术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论研究不再直指现实层面，而是被限定在语言和文本层面。文本分析或话语（discourse）分析，成了后现代学术研究的核心。这是“语言转向”所导致的语言对现实的遮蔽的直接后果。如福科的《性经验史》，就不是研究人的实际的性关系史，而是讨论自16世纪以来西方关于性话语的历史；罗兰•巴特的“服装研究”指向的也不是服装本身，而是关于流行服装的话语。这使得学术研究普遍地变成了一种文本阐释学或福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其次，后现代学术中各学科的界限和确定的范式不再明晰，学科界限的消解则意味着启蒙主义所确立的学科规范的失效。现代性学术是在启蒙理性规范下形成的，它在理性分析所界定的严格规范下，形成了界限分明的不同的学科领域，这些学科领域各自有自己的问题、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和明确的推断模式。如语言学和美学就是两个严格区别的研究领域。但“后现代学术”却冲破了启蒙理性所设定的学术规范领域，并使得启蒙理性时代所确立的学科范式失效。而这一转变的直接基础在于“语言转向”把语言置于了一切关系的中心，语言以及语言的表达所形成的文本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因此，语言模式使原来看来不可沟通的学科领域成为可沟通的，语言模式是各学科进行沟通的公约数。任何原来意义上的严格分界的学科，现在都被看作只是一种话语，既然都是话语，那么语言自身的模式对所有学科就具有普遍可适用性。这不仅使学科之间的界限消解了，而且学科之间的界限所具有的“深度”意义也消失了。既然所有的学科都只是一种话语，那么启蒙主义学术中的所有价值二分法或二元论所引起的差异性对抗产生的“深度模式”，也就在一个更深广的意义上解体了。一切都简约为话语，一切都可通过一个模式、唯一的模式——语言模式——得到阐释。对此，法国后现代学者列奥塔曾专门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后现代学术中，各门科学领地间的传统分界线因此而成为问题，学科规则消失，各学科的交叉重叠现象出现了，并从中形成新的学科领域；同时，知识的思辨性等级制度让位于一种看上去像是内在的、平面的研究区域网络，而它们的边界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于是，后现代学术研究者们研究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在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断滑动的过程，如开始仿佛讨论的审美，但结果却是政治，诸如此类。后现代学者对这种学术滑动可谓技术精良，技艺高超，就像御风而飞的高人，当然其所御之“风”就是语言。再次，后现代学术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学者都致力于消解启蒙主义学术所确立的“宏大叙述”模式，同时也消解建构宏大体系的欲望，在他们看来，任何宏大体系都包含了不真实，就像阿多尔诺所说的“总体是不真实的”。在他们游戏性的学术滑动中，他们对任何已确定的理论语言都加以利用，但同时又对它们进行解构和否定。这种方式被称做为“文化策略”。对此，杰姆逊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符码之间进行‘中介’，而不是哪种符码或‘哲学’比别的更强。”因此，重要的不再是分析的体系、系统和无所不包的论断模式，重要的是话语策略。这样，后现代学术就形成了一系列以“策略”为导向的派别；与此同时，这也就使后现代学术有一种边缘化、碎片化的倾向。

后现代美学也发生了一系列同样的变化。个体-自我主体从后现代美学中彻底消失了，深度话语模式也解体了，由鲍姆嘉通、康德所奠定的美学学科的界限和学术规范也已崩溃。可以说，自1970年阿多尔诺的《美学理论》出版以后至今，西方没有一部公认的、有影响的美学“原理式”（“原理”意味着内在本性的自足展开和严密的逻辑呈现）的著作。美学作为一门在启蒙理性规范下产生的学科，在发展了200年之后，已经“融化”在了文化批评、符号分析和不同的“策略”性话语之中。这使得对后现代美学的研究也变成了一种“知识考古学”，你不得不在同样的学术滑动中，搜集他们的片言只语。

◆这样的“后现代学术”，对于美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棘手的问题。

首先是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不再确定。美学史一般有两个确定的研究对象，一是关于美的理论和美学学科的理论的历史；一是与前者相关联的审美意识的历史，其中包括艺术的历史。在已存在的美学史著作中，有些著作同时包括了这两方面，如鲍桑奎的《美学史》；有些则只涉及第一方面，如克罗齐的《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但无论是选择如何，后现代以前的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清晰的。但在后现代时期，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其边界已经消弭；支撑审美意识之独立存在的原则似乎也不再纯粹，“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似乎已经“融化”。这样，美学史的陈述对象也就越来越难以捕捉。虽然艺术还在被讨论，艺术的符号结构仍然被谈论，但是其中已不再涉及美，艺术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符号活动。而符号活动是要遵循符号的结构规则的，但人们对于遵循符号规则的符号活动是否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审美活动这一点却不再关心。更有甚者，如果福柯、德里达等人所揭示的差异原则、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思想是准确的，那么，严格说来就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美、审美活动，或者克罗齐所谓的纯粹直觉。这样，纯粹美学和纯粹审美就是不存在的，更何谈美学史的书写呢！

其次，伴随着传统美学史研究对象之弥散的，是在后现代学术框架中，审美活动已经让位于符号活动，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从关于美的理论转变成了关于符号活动的理论。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说的，人文学科从充斥着活模式的形式，走向了充斥着语言学模式的形式，语言学模式统治了人文学科。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之一，自然也要受到语言学模式的统治。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学不再单纯的是美的理论，当美消弭后，美学更多的是关于符号显现的理论，因此，美学就必须要有自己的语言学。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学史的书写是否也得考虑语言学的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审美活动只是一种符号活动，那么不仅美学要有自己的语言观，而且美学史的书写也得将语言学的模式同样纳入其中，这即意味着，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以主体活动为核心的美学，必须让位给以符号活动为中心的美学。如果符号活动是美学的话，那么，遵循语言学模式的美学史的书写会是什么样呢？

再次，迄今为止的历史书写或历史陈述，都建立在一种历史观之上，这就是启蒙哲学所确立的历史观：历史凝缩为人，人的展开即为历史。这即意味着，在启蒙哲学中，“历史”在古希腊那里的“时间之历程”的原初含义，与人自身的生存展开的时间性结合在了一起，历史作为“时间之历程”被内在化为人自身的生命时间，人的生命的时间展开就是外在化的历史。当生命的时间展开被看作是一种呈现的秩序时，它就是逻辑；当它在实践领域展开时，就是历史。于是，启蒙哲学确立了历史研究必须获得“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启蒙哲学所建立的历史观最高精神是将人的生命时间与作为“逻各斯”的历史高度统一起来。这种从主体出发来整合历史连续体的历史模式，是现代性历史观的精髓，它是将主体自我与时间高度同一化的结果。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美学》等，以及前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都是这种时间与历史高度同一精神的体现。于是，历史被看作是一种线性的时间展开，它是连贯一致的整体，并且总是按照其矢量而行进。这是一种总是认为历史在“进步”的、在前进的历史观。如果说历史本然地包含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那么，启蒙哲学所确立的历史观就是忽略了共时性、只对历时性进行书写的历史观。为了使历时性变得突出，这种历史观会把共时性的方面“弹射”到历时性的横轴上，空间的东西就被按照时间的样式叙述出来。于是，启蒙哲学设定了一种辩证发展的、不断进步的、总是朝着某个固定方向推进的历史幻象。

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的历史观，无论是治思想史的、科技史的，还是治伦理学史的、美学史的，都把陈述出这样的一个不同门类的历史图景，作为自己的旨归。这样的历史观伴随着西学的传入而进入中国学术界，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进行历史书写的基本规范。

但是，历史真是这样的一幅图景吗？

最早对这样的历史观提出尖锐而系统挑战的是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他在《野性思维》中提出了一种“共时性历史观”，以反对萨特的“辩证历史观”。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文化-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会脱离共时性。而历时性在历史中只表现为共时性结构的某种叠加或转换，历史的“进步”、“发展”只是一种幻觉，其实不过是一种结构向相临结构的迁延而已。“历时性历史观”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变成了骨瘦如柴的时间线条，其中只有因果的前后排序。虽然这样的历史观制造了“无限发展”的幻觉，但却与历史的面貌相去甚远。他认为，我们应该从共时性的方面来描述历史。他的“共时性历史观”其实是受到了结构语言学的“共时性研究”的极大启发。

此后，伴随着结构主义思潮的崛起，以及“语言转向”的完成，“共时性历史观”开始流行，这就是福柯、德里达思想中的历史观。在他们看来，语言共时性结构中的“差异区别系统”才是最基本的原则。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所展现的历史，就是一个由断裂、缺陷、遗忘、偶然性、出现和衰退构成的，这样的历史图景绝对不是一个线性的连续过程，而是一种横向的播散、弥散过程。福柯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对现代性的“历时性历史观”给予了严厉的、尖锐的批判。

面对这样的只承认断裂、偶然、衰退和播散的历史观，我们的后现代美学史的书写该如何进行呢？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观的重新选择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共时性条件下”我们仍然能够陈述历史、仍然能够对历史进行描述？如果历史的书写不是建立一个连续性展开的总体图景，那么历史的书写就会碎片化，而碎片化的历史书写如何呈现真理呢？这应该是目前中国的西方美学史书写中的最前沿问题之一。

以上的讨论不仅向我们彰显了后现代条件下的历史书写问题，同时它也向我们呈现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美学史的书写必须同时关注学术史的演变，而不能只关注关于美的观念和关于美学学科理论的历史、以及审美意识的历史。这就是说，美学史的书写必须包含三个内容：关于美的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历史、关于审美意识演变的历史、关于美学学科本身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变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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