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美育新潮的兴起及其当代意义（作者：谭好哲）

内容提要：20世纪初叶，在历史与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伴随着教育观念的剧变和西方美学的输入，以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兴起了一股具有启蒙性质的美育新潮。这股美育新潮从培养“完全之人物”的现代教育理想出发，把美育作为“完全之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对美育的根源、性质和桥梁作用等作了具有学理深度的阐述，而且对美育在现代教育中的独立地位、美育的特质及实施美育的手段和途径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索。这股美育新潮在文化创生的策略上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范例，对今天的美育建设实践也有着多方面的现实启示价值。

关键词：20世纪初叶 美育新潮 当代意义



尽管早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传统教育即已包含了“诗教”与“乐教”的成分，但将美育或曰审美教育提升至完整的教育理念中，作为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是20世纪初叶才发生的事情。1903年8月，王国维在清廷实施“新政”、全国兴办新式学堂之风日盛的背景下，于《教育世界》56号上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将美育列为“完全之教育”之一部，其后又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霍恩氏之美育说》等文若干，倡导美育。民国二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其奠定了民国教育理论基础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把美育同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并列，作为“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之一，并界定美育为“美感之教育”，此后又力倡“以美育代宗教”说，主张“美育救国”。1913年，时任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工作的鲁迅，不仅写下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美术之目的与效用、播布美术之方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建议，以呼应蔡元培的美育主张，并且为纠正当时某些人对美育的错误理解，翻译了日本心理学家上野阳一的两篇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和《社会教育与趣味》，发表在教育部的《编纂处月刊》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更明确地提出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疗救国民病根的主张。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时期即鼓吹“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希冀以此“改良群治”，达到“新民”之目的。20年代初期，梁更是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倡行“情感教育”或曰“趣味教育”，并视艺术为情感教育的利器，希图借艺术教育辟出一条改造国民的大路，使之皆成为“美化”的国民。以上诸公皆一代文化伟人，由他们所掀起的这股美育新潮，在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领域展露出一道亮丽的风景。值此又一个世纪交替之际，正当美育在面向未来的现代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之时，回望上世纪初叶的这道美丽风景，重温先哲们的思想遗产，依然是那么清新怡人，回味无穷。



一

从文化形态的时代蕴涵上来看，20世纪初叶的美育新潮所推举出的思想观念基本上属于近代启蒙思想的范畴，是在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的大背景下荡激、孕生出来的。其兴起显示出此一时期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历史必然，是当时政治制度、教育体制、人生理想、审美观念等等新旧冲突、革故鼎新的产物，而其中关系尤近、浸润尤深者是教育观念的剧变与西方美学的输入。

自19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西方列强的隆隆入侵炮声，老大的中华帝国国势日下，渐趋崩溃。面对百孔千疮、危机四伏的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先进思想家们觉醒起来，开始了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艰苦探索和奋发努力。先是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开明的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发出了外抗强权、内求变革的呼声，他们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提倡师法“西学”，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继之则有“同治中兴”时期的洋务运动，把学习和移植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作为求富致强的良方。自此以後，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被作为“新学”，逐渐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至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兴起，特别是维新运动时期，向西方的学习，又逐渐由“器”向“道”提升，即由一味单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转向学习其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伴随着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国社会也逐渐步入了其近代化的历程。至此，中国的有觉悟的文化人、思想家们逐步认识到，国家要富裕强大，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赖于新的国民的出现，而新的国民的出现则有赖于文化上的变革提供条件和制度上的变革提供保证。至于文化上的变革，首先是教育上的变革。换言之，新民与强国成为此一时期共识性的民族吁求与文化主题，而教育即成为此一文化主题能否实现于社会的一大关键。从严复的“开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传达出的都是这种时代性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历史境遇之下，中国教育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折，而美育也伴随着这种转折登上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舞台。

无论古今，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育人，在于培养国家所需之人才。但时代不同，对人才的需求和育人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在我国长期的封建时代里，以经、史（后来是“四书”、“五经”）为主要施教内容的传统教育基本上是一种修身教育或曰德性教育，这种教育以涵养人的德性为主，宗旨在于把社会性的礼教规范内化为人的理性自觉或道德人格，以培养统治者所需要的入士之材。在这种教育体制下，虽有诗教、乐教的名分，但它们也被纳入进了道德教化的范围，成为德性教育的辅助或者说附庸，自身并无独立的价值。此种情形，不独中国，西方亦然，回想一下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音乐教育理想，即可了然。降至近代，在西方随着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经济社会的来临，以“致知”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教育兴起，教育成为普及科技知识，培养现代化工业生产所需人才的“供货仓库”。这种教育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德性教育重德轻识的局限，适应了工业化生产的社会需求，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这同样不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基础上的教育，而是一种片面化的、将人异化为生产工具的教育。由于受现代化工业生产细致分工的限制，近代以来的教育对人的培养是建立在对某种技能和知识的片面训练和教育基础之上的，这种教育及其生产活动人为地培植人的某一方面的能力和技巧，而压抑了其它方面的志趣和能力，把人训练成了受限于某种分工的畸形存在物，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以席勒《美育书简》为代表的近代人道主义美育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与文化教育背景上产生的，其主旨即在于借助美育，解决近代社会与文化上的种种矛盾，弥合片面的德性教育尤其是片面的知识教育所造成的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内在分裂，实现人格、人性的全面发展，达致人生自由、和谐的理想境界。

在我国的近代时期，虽然还没有走进工业革命的时代，但是强盛的西方实际上已经成为进步思想界心仪的理想，成为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富强之途的现实榜样。因之，在教育观念上，自然也要取法乎西方。在“洋务教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近代教育，经过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扶植和维新运动时期的新发展，无论是在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上都已全然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格局，而走向了近代知识教育的新历程。这样一种转变，是切合了时代需求的，其历史进步意义无需多言。然而，知识教育之在中国正如在西方一样，虽是对传统德性教育的超越，但同样因其对人的知性能力的片面训练而不足以解决人生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问题，不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形式。在《论教育之宗旨》中，王国维从一般教育史的角度指出，古代教育，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马之斯多噶派，抑压人的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方面，而近代教育，如斯宾塞一派，则专重智育，就培养完全之人物而言，皆非完全之教育。为达致人生真善美之理想，德育、智育而外，还有赖美育的参与。在这里，王国维从对教育史的反思角度切入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引申出将美育作为理想教育之一部的必要性。他虽然主要是以西方教育为立论、言说的根据，但其中显然也隐含了他对当下中国教育的现实性思考。在新式学堂纷纷创办、知识教育方兴未艾之时，王国维著文倡导德、智、体、美四育并举方为“完全之教育”，这表明他对一味注重知识教育是有所保留的。

这里，更需指出的是，美育之进入王国维等人的视野，不纯是出于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也是出于对教育的社会作用的关注。教育的作用在育人，育人的目的则在于解决人生与社会的问题，使人生和社会朝向更加美好的境界发展。王国维在《教育家之希尔列尔》（1906）中介绍席勒美育思想产生的时代指向时说：“希尔列尔之美育论，盖鉴于当时之弊而发。十八世纪，宗教之抑情的教育犹跋扈于时。彼等不谋性情之圆满发达，而徒造成偏颇不自然之人物，其弊一也。一般学者惟知力之是尚，欲批评一切事实而破坏之，其弊二也。当时德国人民偏于实用的利己的，趣味甚卑，目光甚短，其弊三也。知此，则读彼之美育论者，思过半矣。”（1）尽管地跨东西，时代不同，但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相交的德国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的中国，在国势与民情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同样处在从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同样面对国势衰微、民心不振的局面，引发席勒美育论的上述“当时之弊”同样历历在目地显示于中国大地，因而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在倡导新的教育观念时也就不能不显露出祛除中国自身“当时之弊”的用心或动机。王国维在《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以及关于教育的系列感言中痛切地指陈中国人笃嗜鸦片和嗜于“利”与“官”等种种卑劣之嗜好，以及以此引生的精神空虚，欲借美育对这些“国民之精神上之疾病”施以“根本治疗”。梁启超不满于当时教育中的知、行割裂以及唯智主义的结构性失衡，希冀以情感教育来矫正之。而蔡元培则针对满清忠君、尊孔的钦定教育宗旨和五四时期的尊孔逆流，提出了德、智、体、美和世界观教育五育并举的思想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如此等等，表明上世纪初美育新潮的兴起与席勒美育思想的产生一样，也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而在这样一种现实指向性的背后，蕴含着的则是对于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神往，是对国家富裕、文明、强大的渴望。由此可以说，在上一个世纪交替之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梁启超等一代文化巨擘对于美育的看重，实际上是站在教育理想的目标高度对于中国教育走向的一种策略性筹划，或者说是基于对教育规律全面、完整的理性认识而对于教育的现实社会需求所作出的一种具有时代高度的理论回应。在这股美育新潮激扬的朵朵浪花中，隐含着历史进步的脚步声，其中既显示出对旧的时代、旧的人生观念和教育观念的痛切诀别，也蕴含着对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人生理想和教育理想的深情瞻望。



二

如果说近代美育观念的兴起与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折的艰难探索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教育规律历史显现的客观要求所致的话，那么西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美学和美育观念的东渐则起了直接的推波逐澜作用。1931年5月，蔡元培在发表于《寰球中国学生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上的《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说，“美育”的名词，为从前所未有，教育家亦未曾有过普及美育的计划，只是“最近二十五年，受欧洲美术教育的影响，始著手各方面的建设，虽成绩不甚昭著，而美育一名词，已与智育德育体育等同为教育家所注意”。在这里，蔡元培明确点明了上世纪初中国美育新潮的外来催生动因，同时指出美育的兴起“不能不算是二十五年的特色”（2）。的确，中国近代美育是承受了西方包括日本近代以来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思潮的影响而兴起的，但影响最深切、最直接的是以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美学。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美育”的概念即来自于席勒。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家之希尔列尔》等文中都指出，美育的观念由席勒“而大成其说”。蔡元培也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辞典》所撰写的《美育》（1930）条目中指出：“及十八世纪，经包姆加敦与康德之研究，而美学成立。经席勒尔详论美育之作用，而美育之标识，始彰明较著矣。”（3）德国哲学美学对中国近代美育的影响还表现在对于美育的根源、性质与作用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这里试一一缕述之。

首先，关于美育的根源。康德哲学从近代心理学出发，把人的心意机能分为知（知力）、情（情感）、意（意志）三个方面，它们构成人类精神活动的不同心理根源，各自关乎不同的精神活动领域，知力关乎人类的理论认识活动，意志关乎人类的道德实践活动，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则关乎人类的审美活动，而三种活动又分别体现出人类对于真、善、美三种不同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中国近代的美育思想家们大都是以此作为论证美育根源及其合理性的理论基础的。在《论教育之宗旨》（1903）中，王国维指出“教育之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完全之人物要有身体与精神两方面能力的发达与协调，“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4）此外，蔡元培在1915年的《哲学大纲》、1917年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以及梁启超在其20年代初期倡导情感教育的文章中，也都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论定美育或情感教育的心理根源问题的。

其次，关于美育的性质。美育是借助艺术和其他审美对象进行的美感教育活动，它体现着一般审美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德国哲学美学家，从康德到席勒到叔本华，基本上都是以无利害关系来界说审美活动的性质。在这一方面，中国近代美育思想家所受影响尤深。在1917年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讲演词中，蔡元培说道：“感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而“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5）像蔡元培一样，王国维也是从无利害超功利角度理解美的对象和审美活动的性质。他化用康德“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的判断，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6）所不同者，王国维在他对于审美活动的心理根源和美育之作用等问题的阐发中，还接受了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和席勒审美游戏说的影响，而叔本华的影响尤巨。在1904年连载于《教育世界》上的《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以概括的语句写道：“鸣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7）此外，王国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其立论的思路也都显示出叔本华的深刻影响。蔡元培、王国维之外，梁启超和鲁迅的美育观虽在总体上带有较强的功利性色彩，但在美育活动的性质上则基本上也是持审美无利害关系说，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就认为美术本有之目的，在与人以享乐。他说：“言美术之目的者，为说至繁，而要以与人享乐为臬极”。又说：“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他甚至认为离开美术的本有目的而“沾沾于用，甚嫌执持”（8）。

其三，关于美育的津梁作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两大著作中把世界分割成互不相联的现象界和物自体，前者是自然的、有限的、必然的世界，是理性认识可以到达的此岸世界，与之相对的主体认识能力是知性或曰悟性；后者是道德的、无限的、自由的世界，是知性不能到达而只能在实践上去信仰的彼岸世界，与之相对的主体认识能力是理性。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为了沟通这两个世界，弥合知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自然与道德、必然与自由、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康德又著《判断力批判》一书，以介于知性与理性之间的判断力以及与判断力相关的审美活动作为连接两个彼此分离的世界的桥梁。康德的学说在席勒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在人的自然天性里包含着两种冲动：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感性冲动的对象是自然的物质生活的世界，形式冲动的对象是精神的道德生活的世界。人的两种冲动及其所面对的两个世界是分离甚至是对立的，而且各自都是片面的，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只有借助于以美为对象的游戏活动，人的两种冲动才能统一起来，成为完整的、社会的人，从感性自然的领域走向理性自由的领域。因此，席勒也是把审美视为人由自然走向自由的桥梁。在《孔子之美育主义》里，王国维直接引述了席勒《美育书简》的思想，说西方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后，皆以美育为德育之助。至近代，谑夫志培利、赫启孙等皆从之。至席勒出，“而大成其说，谓人日与美相接，则其感情日益高，而暴慢鄙倍之心日益远。故美术者科学与道德之生产地也。又谓审美之境界乃不关利害之境界，故气质之欲灭，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审美之境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9）审美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津梁作用，在于审美不关利害，能够调和道德之欲与气质之欲各自的限制和彼此的内界争斗，而使卑劣之感跻于高尚之感觉，唯乐于守道德之法则。如果说王国维主要是借助于席勒的学说而又吸取了康德的思想来阐述审美的津梁作用，那么蔡元培则主要是以康德的理论为基础阐述之。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蔡元培特别标举世界观教育与美感教育，并把后者视为前者的重要实现途径。他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10）美感教育所以具有此种作用，在于人一旦进入与造物为友的“浑然之美感”状态，便脱离开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11）由此可见，王国维和蔡元培对康德和席勒关于审美之津梁作用的见解深以为然，他们的具体阐述是极富有哲学深度和理论根基的。



三

如前所述，新民与强国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建构与教育变革的基本目标取向，而近代美育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本目标取向基础之上，并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提出教育应以造就新型国民为目的，其宗旨“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云也。”（12）同年2月至次年11月，他撰写了十余万言的《新民说》，论述了培养“新民”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急务，是创生新制度、建立新政府、建设新国家的基础，并详细论述了“新民”应具有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进步、自尊、生利分利、毅力、私德、尚武、合群、义务思想等18种品质。可见，梁启超所谓“新民”，就是具有自由、进步意识和现代人格的现代国家公民。正是从这种育人观念出发，梁启超认为现代教育应是知育、情育、意育三个方面的协调平衡发展。但在当时的学校里，智育还有一些，情、意二育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同时还存在着知、行割裂的情况，这种结构上的失衡不利于学生完满人格的培养。由此，梁启超便从早期笼统地倡导兴学、主张“新民”转向于二十年代初期大力提倡“情感教育”。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大力提倡美育，也是从同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的。梁启超提出教育当定宗旨的第二年，王国维也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把培养“完全之人物”定为教育宗旨，并由此而倡导体、智、德、美四育并举的“完全之教育”。蔡元培也把美育与现代教育体系的建构和现代人格的塑造联系了起来。他认为美育是共和时代的教育所必需，普通教育的宗旨就是“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则需体、智、德、美四育并重，“不可放松一项”（13）。他还针对从前的教育将美育包括在德育里，以及以宗教代美育和新文化运动中对美育的忽略，在不同时期里撰文强调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论析了将美育作为独立的教育部类加以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观之，从建构现代教育体系以及新的育人观念出发倡导美育，是中国近代美育的一大特色。从新民与强国的现代教育观念出发，中国近代美育的倡导者们对一系列相关美育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在某些方面也颇具深度的探讨，并就一些问题取得了基本的共识。

首先，将美育从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独立出来，使其取得了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的地位，并对美育与其他各育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辩证的探讨。从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宗旨出发，王国维、蔡元培等人都强调在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里，美育应具有独立的与其他各育并行的地位。至于说各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德育为中心点”，美育为完成德育的辅助手段；另一方面美育与其他各育之间又是相互渗透的，不可截然分离之。德、智、美三育并行且相互渗透，人生才得以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再加以体育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14）

其次，从对美育心理根源和性质的探讨出发揭示了美育的特质。既然美育的心理根源存于人的情感机能中，美育的基本性质在于调适情感，使人的精神世界和谐平衡地发展，以达致人生、人性的完美之境，那么美育的特质也就在于它是诉诸情感的教育。王国维直接把美育称为“情育”。蔡元培也把美育视为“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在多处地方一再指出美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15）。而梁启超更是直接以“情感教育”之名取代美育的提法，其《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等论美育的文章，处处着眼于一个“情”字。此外，像鲁迅认为美术教育的诚谛在于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李石岑说美育“即为美的情操之陶冶”，“不离乎审美之心养成”（16），都点明了美育的情感特质。

再次，近代美育思想家们也提出了实施美育的手段和途径。美育是借助一定的审美对象实施的情感教育，在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看来，凡能够陶冶情感、生养美丽之心的对象都是审美的对象，蔡元培称为“陶养的工具”。王国维认为构成美育对象的包括天然之美和人工之美，而人工之美又包括了工艺美和艺术美两个方面。蔡元培也在《美育代宗教》一文中提出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美化的问题，凡一切可以促成人生美化的事物都可以构成美育的对象。然而，由于美育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的教育，所以美育最主要的工具是文艺作品。王国维、蔡元培讲美育的对象，谈论的多是艺术。梁启超更明确点明“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便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17）除了对艺术作为美育工具的强调之外，近代美育思想家们对美育的实施方法和途径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其中以蔡元培所论最为系统、具体而又有可操作性。他根据现代教育之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状况，阐明了一整套具体的美育实施方法，包括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诸方面，其中有不少精辟见解。如他关于学校智育教育中应含有美育的原素的观点，关于社会美育既要设立种种美育机关也要美化环境的观点，关于学校实施艺术教育要真正达到美育的效果而“不可成为机械的作用”的观点，至今仍不失其建设意义。



四

20世纪初叶的美育思想是历史转型过程中的时代要求和文化精神在教育和美学领域里的体现。今天，站在又一个世纪初叶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先贤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有益的启示。

首先，从文化创生的角度来说，中国近代美育新潮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以及将古代文化赋予新的时代生机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范例。黄人在《清文汇·序》中说：“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18）中国近代美育就是在中西文化异质化合的基础上孕生出来的。中国近代美育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不具有贯通中西的文化视野和学术气度，他们的许多思想和观点的提出都缘自西学，如王国维、蔡元培对德国哲学美学和美育观念的吸取，梁启超所受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和德国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鲁迅所受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等等。但他们不是从纯学理的角度来引进西方美学和美育理论的，而是企图借此来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人生和教育问题，有其现实指向性，而且由于具体国情之不同，他们对引进的理论观点又是有所转化和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力求在新的思想文化背景上来反观中国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古代的思想资料，以求为新的时代所用，如王国维对孔子美育思想的研究就是如此。应该说，中国近代美育思想家们所做的上述“异质化合”的文化创建工作不仅是时代推力使然，也是他们自觉选择的一种文化创生策略。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指出，中国欲挽近于灭亡之命运，焕发精神，争存天下，“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以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9）在这里，鲁迅所提出的中国救亡之策，也正是中国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的策略，这种“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策略不仅在当时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对其他时代的文化创生来说也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其次，从今天的美育建设实践角度来说，虽然历史境遇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作为一场有意义的社会文化运动，上世纪初的美育新潮不会因历史的距离而消隐了其涛声，仍然有现实的启示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教育之宗旨或者说育人理想，在于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为此必须有“完全之教育”才能实现这一育人理想，而现代意义上的“完全之教育”，德、智、体、美四育缺一不可。其二，现代教育的总体趋势是趋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重和谐关系的确立，而科学的精神、自由与民主的意识和审美的情怀则是现代人所应具有的人格素质，美育对这种和谐关系的确立和人格素质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三，美育特别有利于涵养人的综合素质，培育人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使得美育在现代素质教育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其四，美育有利于克服现代社会发展给人生、人性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随着消费的经济时代的到来，工具理性的膨胀和虚假需求的泛滥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人生的单向度性，生命存在的精神维度将备受挤压，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理想将面临新的威胁。美育能够培养人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生，使人成为审美的人或生活的艺术家，这对工具理性的膨胀和虚假需求的泛滥所造成的单面化人格模塑能起到有益的制衡和调适作用。最后，近代美育新潮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即美育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项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我们一方面要从理论上研究并弄清美育的性质、特点，美育在整个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美育与其他各学科之间的互渗、交叉关系等相关问题，同时更要研究实施美育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关于后一方面，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美育建设观念，只要有助于现代教育目的的实现，有助于审美人格的养成，都可以纳入到美育的范围和视野之中。





注释：

（1）（4）（6）（9）（14）《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第370页，第57页，第31页，第156页，第59页。

（2）（3）（5）（10）（11）（13）（15）《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96页，第174—175页，第70、71页，第4页，第5页，第107页，第174页。

（7）《王国维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第9页。

（8）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496页。

（12）《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二，上海广益书局1948年版，第140页。

（16）李石岑：《美育论》（1924），载引自胡经之编《中国现代美学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17）《饮冰室文集》卷三七《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18）转引自汤哲声、涂小马编著《黄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1版，第90页。

（19）鲁迅：《文化偏至论》，载《河南》月刊第7号，1908年8月。





作者简介：谭好哲，1955年生，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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