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审美教育（作者：王德胜）

　　　　　一
　　“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复杂性、可以从多个具体侧面或层面加以观照的对象，而在我们这里，它则被具体理解为一个“审美化”的事件及其进程来把握。
　　具体来讲，90年代中国文化的“审美化”，主要表现为：1.“审美”形式化。在我们所熟知的经典美学话语中，“美”之为对象的形象，“审美”之为人的体验性活动，总是与人的生命本体意义的超越性和永恒性相联系；审美生活必定灌注着无上崇高的精神理想，呈现出人生的无尽诗意。于是，“艺术”之所以在经典美学话语中有着确定不移的价值地位，不仅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人的生命的超越理想，而且因为它较之日常生活更能充分体现“美”的精神永恒性。
　　然而，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现实，却以大众生活的“审美化”形式，打破了经典美学话语的这一绝对知识：作为一种人们熟悉的审美方式，艺术不仅继续承担着为生活本身进行审美表现的功能，而且，随着当代中国人生活范围的愈益扩大和生活方式的广泛改变，特别是随着当代艺术自身“技术本体化”趋势的不断蔓衍[1]，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传统界限如今已变得相当模糊；“美”不再是艺术的专利，而相当普遍地成为整个社会本身的感性形象——人的生活的感性存在和存在证明。现在，阅读小说、观看电影、欣赏音乐、参观美术馆……等等，不仅是一种“艺术的”活动，更是人们用以直观地证明自身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形式；电视、广播、报刊等传播媒介对大众日常生活过程的直接介入，则进一步加剧了艺术／审美与大众生活在感性形式上的同一性，甚而连理发、穿衣、居家、购物等等也成了“艺术”。由此，曾经在经典艺术形式中充当崇高叙事主题的“美”，今天已沦为大众的日常话语；“审美”不再拥有它原有的精神／价值的绝对性和唯一性，而成了大众欲望的又一种形式的包装，成为大众生活“直接的”形式；“美”变成了生活的形容词，艺术／审美成为生活向人们提供的炫耀和休闲。
　　2.“当下性”的绝对化。一是大众日常意识的感性绝对化，亦即感性的泛滥、对生活的外观直觉压倒了理性的内在判断，“此在”满足遮蔽了恒久体验的可能性；二是大众生活的流行化，其如流行音乐、流行小说、流行服装、流行发型、流行玩具……“流行化”不仅成为生活的形式，而且就是生活的目的，就是人对自身文化的“此在”享受。可以认为，大众日常意识的感性绝对化及生活流行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审美化”的“当下性”层面，并使“当下性”的需要凸现为大众文化／生活实践的普遍动机。
　　3.大众传播媒介及传播活动的“包装”功能日益强化。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大众传播活动的日益普及及其对大众生活的广泛介入，既为张扬现实文化的“审美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条件和直观、形象的具体形式，又在感性层面急剧强化了“审美化”之于大众生活本身的当下性满足。美仑美奂的电视广告，迎合市民口味的报纸“周末版”和生活杂志，MTV，等等，大面积渗透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迅速崛起为一股令人无法抵挡、“好的看得见”的感性力量——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改变了文化的“真实性”内容，通过把文化活动感性地包装为“审美化”的过程，日复一日地使“审美化”成为文化的直观形式。
　　　　　　二
　　在我们看来，随着90年代，中国文化的“审美化”扩张，现实文化进程中的危机情势也相应激化起来：第一，不断扩张的“审美化”进程，一方面以“感性主义”的夸张方式连续地为生活制造着“审美”的包装，另方面又在大众对“审美化”生活的直观享受中连续刺激了大众的感性要求；“审美”成为一种由生活所表现的感性主义冲动，生活过程被感性化、直觉化了。与此同时，体现人生价值追问和生命义务的人文关怀，则在某种程度或范围内被淡化了，被感性主义的形式洪流所淹没。在“审美化”的文化景观中，“生活是什么？”的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峻起来。
　　第二，当代文化的“审美化”，满足了生活的“此在”目的和商业化的利益追求，但也不断消解着文化所应有的历史感和深度感。人与人的文化联系就象是一则则电视广告，除了极富诱惑性的外观和无止境的“物欲”形式之外，再也无力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证明；历史成为一具美丽的空壳，文化变成生活的装饰，其唯一的功能就剩下为人的“此在”享受活动提供当下的“审美”形式。
　　因此，从根本上说，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审美化”所带来的危机，绝非只是“审美”的危机，而更是由文化“审美化”的极度扩张所产生的当代性精神／价值危机。于是，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景观的考察，便涉入了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而我们关于当代审美教育问题的思考，也因此具有了非常复杂、牵涉甚广的当代文化精神／价值重建的意义，并在总体上显现出对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策略的要求，诸如对理性与感性、精神与欲望、当下性与永恒性、现实与历史、生存形式与生存本体……等一系列价值关系的要求。
　　　　　　三
　　面对90年代“审美化”的中国文化景观，我们不能不对“什么是审美教育”问题重新作出判断。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在以往过程中，我们的“审美教育”活动往往在运作方式上与艺术教育——艺术技能训练相联系，并借此来实现所谓“寓教于乐”的目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往的审美教育实践其实并不具备自身真正独立的话语，而只是凸现为“寓教于乐”的个体艺术技能训练活动。且不说今天的艺术（艺术技能）能否全面构造“寓教于乐”的审美教育体系，即以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景观而言，其普遍的“审美化”，实际已向传统形式上的审美教育提出了质疑：
　　1.“寓教于乐”的局限性。在传统形式上，“寓教于乐”作为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体现了对理想性的精神／价值统一性和绝对性的坚定信仰，即：在观念与实践相一致的层面，“寓教于乐”总是把人的精神的陶冶当作先验对象，并以自身活动来实现对精神／价值绝对性与统一性的先验认识。因此，一方面，“寓教于乐”的审美教育处处体现着精神陶冶活动本身的价值崇拜特征；另方面，这种价值崇拜往往又决定了审美教育活动对于自身对象——人的现实存在的潜在否定；在“寓教于乐”的目标体系中，审美教育成了一个统一而绝对的信仰规范活动。
　　然而，这种在封闭的一元论立场上建立起来的审美教育观念，在当代文化“审美化”景观中，却处处流露出捉襟见肘的尴尬。第一，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审美化”进程，通过对既有价值体系的“零碎化”，既不断拆解了艺术和大众生活的一元性结构，又同时瓦解着人们对精神／价值“统一性”的盲目乐观。一元文化时代的统一性精神／价值信仰，在“审美化”景观中，已经成为多元文化追求与感性实践的殉葬品；在人的具体精神领域，作为先验存在的“统一性”已从根本上受到动摇。第二，“审美化”的文化进程，在人的具体感性的无限张扬中，将精神／价值的先验“绝对性”遗置在一个纯属古典的时代；“唯一的”为“可能的”所取代，精神／价值的“绝对性”为欲望满足的绝对性所取代，由此，作为先验本体的“绝对性”精神／价值仅仅成了表象意义上的一种形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建立在一元论基础上的精神陶冶活动——以“寓教于乐”模式得到肯定的审美教育，在其本身的先验认识前提遭到解构性破坏的今天，实际已不可能“柳岸花明”了。特别是，以精神／价值的统一性和绝对性为自身先验前提的“寓教于乐”的目标体系，是将“陶冶”当作一个终极过程来对待的，而这一“终极”又是超然于人的现实文化处境而直接成为人的存在证明的。因此，在“寓教于乐”中，审美教育，实际把有关统一性和绝对性的价值观念视为无须人的个体自我经验的知识世界，个体在这个知识世界中是渺小的、无意义的；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来说，所谓“精神陶冶”乃是一个不断远离人的现实处境、不断否定个体自我经验能力和成果的信仰知识的自我延续。
　　其次，“寓教于乐”所追求的道德主义的一元价值理想，限制了审美教育的多元实践途径，并使审美教育活动“异化”为道德教育的感性形式。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寓教于乐”之“教”，实质是泛化的道德训戒、教养；“教”之于“乐”，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整体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在确信人的道德缺失这一前提下对道德主义的一元价值理想进行守护；以“乐”为功能形式而要求的，则是对统一而绝对的先验道德规范的价值认同。因而，在道德之“教”的全面主宰下，“乐”被强化为社会道德实践的特殊延伸，审美活动被规定为道德教化的特殊手段，审美教育则丧失了自身真实的本体。而现在，文化“审美化”进程在全面质疑既有社会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价值失落危机，乃是一种整体上的社会／文化危机，而非仅止于道德理想价值的缺失——甚至，“道德缺失”的话题本身也是被放在“什么是真实道德”这一当代性话题中而提出的。因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景观中，“寓教于乐”之于审美教育，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在感性主义的“物欲”享受动机和“流行化”的生活形式面前，单纯道德教化实践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道德主义的一元价值理想已不复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全面规范力量；感性的多元化不仅不是纯粹道德所能规范的过程，相反，它在打破既有社会价值体系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整个社会道德价值理想的基本方向。
　　再次，在“寓教于乐”中，审美教育，在承担道德教化任务的过程中，实际是把“乐”规定为一种艺术经典或经典艺术形式。这样，对于审美教育活动来说，“寓教于乐”总是离不开艺术的经典话语及其生成语境。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审美化”进程，一方面造成了当代艺术活动由原来的“经典”形式向大众生活的消费形式、向满足人的感性欲望的“娱乐性”文化形式的转移，另方面又带来了日益普遍的生活“审美化”、“艺术化”的可能性。于是，“寓教于乐”的审美教育，便失去了其自我炫耀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审美化”进程中，“乐”的变异及其文化消费性质，最终将使得执着于艺术经典的审美教育活动本身趋于形式化和表演化；在“乐”的消费性扩张中，“教”的过程则可能变异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消费，从而丧失自身的根本内容。
　　2.“技能至上”倾向的片面性。与“寓教于乐”的审美教育目的及其实践相联系，在传统形式上，审美教育往往又被简化为艺术技巧、能力的学习和训练，被归入个体特殊能力的培养和塑造。由此，审美教育成了一种人的“资历教育”，审美教育的实施过程成了“资历”的赋予和获得。在一定意义上，审美教育活动以及由此养成的个体艺术技能，成了对个体生活的漂亮修饰。
　　这种对审美教育活动的简化，除了形成审美教育活动中“技能至上”倾向的泛滥之外，再也无力为人的真正的审美教育增添更多实质的东西。第一，审美教育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知识、技能的学习方式，而不是被当作为人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塑造的全面过程。这样，审美教育在强化了自身“技术”知识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的整体关怀能力。特别是，由于这种“学习”本身是单一层面的，仅仅是个体艺术技能的特殊掌握，因而，作为技能学习方式的“审美教育”，必然无视人的全面能力和素质的发展要求，其结果只能为人的片面发展提供投资的机会，并因此强化人在当代生活中的“单面性”。第二，在当代文化的“审美化”景观中，“技能至上”的审美教育活动虽然强化了个体生活的感性享受能力和形式化功能，却无法引导出人在人文关怀立场上的自我生命观照和反思。由于审美教育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被简化、甚至局限在个体艺术技能的训练、学习行为之中，个体从中所获得的仅是一张艺术技能的“资历证书”，所以，文化“审美化”进程中的感性主义原则及其实践得到了来自个体技能层面的保障，个体生活得以继续陶醉在形式化的“艺术／审美”领域，与此同时，现实中的人文价值危机却依然深刻地存在着，由自我生命观照和反思过程所体现的人的生命义务感，被淹没在“艺术技能”的游戏之中。
　　　　　　四
　　从“什么是审美教育”的角度，对传统形式上的“寓教于乐”和“技能至上”的审美教育进行某种质疑，实际已经提示了：面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审美化”景观，审美教育应从根本上变革自身话语形式，在总体策略上实现两个转向：第一，由既有价值体系的规范性认同，转向立足于现实文化批判过程的新人文精神建构；第二，由单纯的规范教育转向人的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
　　1.“审美教育向新人文精神建构的转向，是审美教育活动的当代性要求。
　　在传统形式上，“寓教于乐”或“技能至上”的审美教育，本质上是以既有价值的规范性认同作为自身根据的：对精神／价值统一性和绝对性的信仰，表达了“寓教于乐”的审美教育目的对于既有价值体系的全面肯定；道德教化之所以流行，在于价值一元性的原则始终规范着审美教育的全部过程；个体艺术技能的学习与训练，在以艺术经典或经典艺术形式作为自身前提的方面，更强化了审美教育活动的规范功能。所以，对于传统形式上的审美教育来说，在认同于既有价值体系方面，其规范的功能和目的是相互一体的——人以及个体的活动，作为既有价值的绝对信仰者而被纳入到审美教育对象范围之中。
　　然而，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审美化”进程，却正在逐步消解着那种既有价值体系的确定性：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对统一性的批判，对“精英”理想的批判，以及对经典的批判，构成当代中国文化“审美化”进程的批判性特征[2]；在扩张与危机并存的形势中，当代中国文化具体寓示了自身的重建要求，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价值建构课题。因此，对于当代审美教育来说，面对“审美化”的文化现实，在现实文化批判的立场上导向新人文精神的建构过程，既是当代审美教育活动适应文化现实、推进文化重建工作的必然，也体现了其自身真实而深刻的当代性要求。事实上，由于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审美化”进程，尚未在自身的批判性方面真正生成一种具有建构性质和力量的文化话语，因而，当代审美教育在现实文化批判立场上寻求新人文精神的建构，正体现了一种向完善的当代文化建构方向的努力。
　　当然，新人文精神的建构并非纯粹破坏性的工作。相反，在现实文化批判的立场上，当代审美教育主要是在人的全面教育方面，实现人的生命理想的当代性重塑，从而体现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要求。换言之，在当代审美教育中，批判与重建是一个统一过程，其目标则是以新人文精神的具体建构来缝合人在现实文化中的生命裂痕——在“审美化”现实中，人们经常遭遇到无从为自身生存活动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困惑，价值迷失成为由“审美化”所表征的当代社会／文化危机的根本。由此，建构新人文精神，以此为人们提供文化建设和生命活动的方向，就成为当代审美教育的现实策略。
　　这里，重要的是，体现在当代审美教育中的新人文精神建构，理应包含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的新的内容：“理想主义”的内核，是通过审美教育方式来肯定人的全面发展之于有限生存形式的超越要求；“现实主义”的根本，则在于充分而具体地关注人的现实处境，重视人的现实生活权利，在审美教育活动中保持清醒的现实意识。一句话，当代审美教育之于新人文精神的建构，应以现实为出发点，以服从于整体文化的重建要求为方向。这样，当代审美教育既在理想层面体现着现实文化的具体批判，又在现实批判中具有了高度的理想。如此，当代审美教育才既有具体针对性，又是现实有效的；既是解构性的，又是建设性的。
　　即以当代中国文化“审美化”中普遍的感性主义文化动机来讲，当代审美教育活动既要关注其所造成的种种危机情势，关注感性膨胀所导致的生活形式化、消费化这一现实；同时，当代审美教育活动并不以抽象的“理想”或既有价值体系来绝对否定这一文化现实，而是通过对感性主义文化动机的自身语境的揭示，注意其对于绝对理性的抽象权威的消解力，从而以批判／重建的同一性努力来平衡感性与理性、物欲与精神，在尊重“物欲”、感性的现实利益的同时，使“物欲”、感性的发展纳入整个文化重建进程并得到合理的阐释。
　　总之，对于“审美化”文化景观中的当代审美教育来说，新人文精神的建构，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具体统一中，要求突破既有价值体系的规范性认同模式，进入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重建序列。
　　2.“强调人的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是当代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
　　在传统形式上，“寓教于乐”或“技能至上”倾向的审美教育，说到底，无非片面规定了审美教育的单一功能：或者是人的道德精神的教化，或者是个体艺术技能的训练。由此，审美教育成了一种规范教育，一种对个体道德观念与行为的规范和个体形式化能力的规范，而规范的可能性，又是从精神／价值的先验统一性和绝对性中发展出来的。因而，在当代文化“审美化”进程以全面质疑方式消解着统一性和绝对性信仰的现实语境中，这种作为规范教育的审美教育就失去了真实的基础。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审美化”进程所产生的感性多元趋向，更打破了这种单一功能的审美教育活动，而向当代审美教育具体提出了在多元综合方向上确立人的全面发展意识的要求。
　　人的全面发展，根本上是以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发现和强化为核心的。这种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具有潜在性和超越性——作为个体现实活动中的内在机制，自我生命意识既是对个体现实存在方式和意向的具体要求，同时又不以个体现实活动的有限范围为终极，而总是蕴含着对现实的否定性力量和对生命发展的期待性力量。当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人的现实文化困惑与矛盾，便一定在程度上表现了这种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内在力量。因此，对于当代审美教育来说，强调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便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权利的积极肯定，以及人之于合理的文化建构的当代性要求。
　　具体地说，当代审美教育在向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全面开发的转向中，需要体现：
　　第一，从自内而外的方面突破规范教育的模式。道德教化也好，艺术技能训练也好，其规范性力量是自外而内的，是从外部——既有价值体系的作用方面来强制、规定人的具体存在和活动，因此，作为规范教育的审美教育，其实践目标总是有限的——即如“技能至上”倾向的审美教育强调了人在个别的艺术技能方面的训练，并以此作为审美教育的自身实践目标，它在发展了人的个别性能力的同时，其实也发展了一种单一性的要求。而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却要求当代审美教育在具体活动中积极发现和肯定人自身的内在力量。因此，审美教育之于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存在，提高了人对于自我生命的自觉意识和对于自我生命发展的积极要求。也就是说，在当代审美教育中，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不以个体能力的单一局部发展为目标，不以个体活动的现实形式为满足，亦即不以外在规定性力量为自身形式。相反，在全面开发的过程中，当代审美教育活动将人的内在自我生命意识直接理解为人的现实活动的主导机制；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过程，成为由审美教育活动所引导的人的自我发现和发展活动的整体实现。由此，通过审美教育的实施，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既是对有限现实的突破，同时又是对外在规定性力量的突破，而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得到了积极的体现。所以，当代审美教育朝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全面开发的转向，实际就是对作为确定价值体系的规范性力量的突破。在自内而外的层面上，以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全面开发为目标的当代审美教育，通过对道德教化形式和艺术技能训练形式的有限性的否定，具体指向了人的发展的完整领域。
　　第二，由于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内在地蕴含了对现实的否定性要求，因此，对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乃是当代审美教育具体张扬人自身的否定性力量、具体引导人对现实存在进行积极批判的活动。这一点，不仅表达了当代人对于自身文化困惑的超越要求，而且充分体现了当代文化本身的发展精神。事实上，正如当代中国文化的“审美化”进程已经寓示着一定的现实批判性，并且这种批判性同时也具体地包含着文化重建的努力；人的自我生命意识之于现实的否定性要求，同样意味着人在自身全面发展方向上的批判／重建的利益。当代审美教育向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内部的探求，正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当代性文化重建活动：在审美教育活动与文化建构活动相一致的层面上，对人的自我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强调了人在自身文化／价值领域的主体性地位。由此，当代审美教育活动不是作为一种训练个体技能的单一性知识教育，而是走向了人的全面发展方向——人的全面发展总是与文化／价值的全面建构相联系，当代文化的重建过程则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利益为核心。在一个更为积极的文化前景上，以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全面开发为目的的当代审美教育，为我们提供了具体介入当代文化重建过程的现实途径。
　　注：
　　[1]参见拙文《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应重视“技术本体化”趋势》，《文艺研究》1994年第1期。
　　[2]参见拙文《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批判性》，《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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