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书法

　　1911年到1949年，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沸腾的时代。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接着是军阀割据、北伐、抗日、以及国共两党之间最终爆发的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及文化冲突。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建国初的挺进期和“十年文革”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一段极其动荡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在这样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不仅产生了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时期书法，最显著的特色是：书法不再象前朝一样，仅仅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的专利，而是进一步“泛化”，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政治界、军事界都有不少书法好手。这时期书法活动也十分活跃，书法教育也由过去师徒相授式渐渐向社会化教育转变。特别是建国以后，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迎来了她的又一个春天。
　　具体说来，这时期书法，上承清末，在康有为“北碑南帖”的“抑帖扬碑”理论的牵引下，碑派书法继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没能产生重要的“碑派书法”大师。而帖学一路，却大有起色，沈尹默、白蕉成为一时翘楚。但仅用“碑、帖”两派，远不足以涵盖此期书法的面貌，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而新中国的书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创了“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
曾熙（1861一1930），字季子、子缉，号俟园，晚号农髯。湖南衡阳人。早年与李瑞清同在北京做官，共研书法。清朝灭亡之后，归隐故里。后因生活窘迫，接受李瑞清到上海卖字之邀。从此，“南曾北李”，名扬十里洋场。
　　曾熙书法学《石鼓文》、《夏承碑》、《华山碑》、《史晨碑》、钟繇、二王，尤好《瘗鹤铭》和《金刚经》，自号“南宗“，以与“北宗”的李瑞清相敌，用笔圆通流畅，线条柔和润泽。所以他的书法是学魏碑而能得秀雅婉丽之美。又能以碑入帖，书法饶有晋人疏朗秀逸的风度。其实，曾熙北碑也写得不坏，只因当初李瑞清已经以善写北碑名闻遐迩，而名声为李瑞清所掩而已。曾李两人是交情相当好的朋友，在当时上海滩被传为美谈，“文人相轻“的恶习，在曾、李二人身上不曾见到。
　　李瑞清（1867一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江西临川人。清王朝被推翻后，到上海卖字为生，以别号“清道人”驰名。上面提到所谓“南曾北李”，“北李”即指李瑞清偏爱北碑。他自己说是“喜学鼎彝汉中石门诸刻”，他的北碑书法有着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篆和隶。以篆隶笔法人北碑，字写得遒劲、生涩、疏朗、有金石味，笔道老辣而富有古意，与“南宗”的曾熙流丽圆通的书风，形成较强烈的对照。但他的书法，为了追求“生拙”和“老辣”，而故意扭来扭去，显得有些做作。所以，上海滩上卖字，后来是“南曾”比“北李”生意好。
　　萧退庵（1876一1958），名蜕，字中孚，以退庵名世，别号很多，江苏常熟人。真草隶篆行五体皆工，尤以篆书名扬大江南北。自许甚高，以为篆书成就在前辈名家吴昌硕等人之上。初学邓石如，以后“上窥周、秦、汉代金石遗文，能融大小二篆为一”，篆字基本是用圆笔，笔法较简单，结构也少变化。他对篆书，有自己独到的体会：“篆书贵圆转自如，贵柔中有刚，贵结构紧凑。必须写得方，写得扁，方是好手；吴大微写得是方了，可是不够圆转，不够流丽；杨沂孙呢，又嫌圆而无骨，结构松驰；吴昌硕则刚有余而柔不足，尤其他那种缩项耸肩的样子实在太怪了”；萧退庵自己的篆书确实克服了这些人的不足。他化传统的长篆为方篆，但方之后尚能保持圆劲的用笔与体势，结字特好，正是所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萧退庵另一个叫人称道的地方是，他主张书贵自然，以造作为书家大忌。这一精神明显地体现在他的行草书中。
　　王福庵（1879一1960），原名寿祺，更名褆 ，字维季，号福庵，70岁后自号持默老人。浙江仁和人。近代篆书大家，隶书也写得不错。精篆刻，是西冷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的篆书是标准的“玉筯篆”，线条圆润，结体匀称，点画一丝不苟，与秦篆比，少金石味而以文气胜。但王福庵篆书在点画安排上过分的平铺直叙，因而被人讥为算子书。
　　沈尹默（1883一1971），原名君默，字中，后更名尹默，号秋明、匏瓜。浙江吴兴人，与赵孟顺是同乡。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之一。其实，沈尹默初以诗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30岁就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所交游者皆一时风云人物。书法少时就开始学了，在地方上已很有书名，但有一次，陈独秀见到沈尹默写的一首诗，对沈说：“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此后开始勤奋练字，如是不间断者两三年，书法面目从此一变。
　　沈尹默是以学帖出名的。其实，他在碑上也下了苦功。近50岁时致力于行草书，从米南宫而释智永，而虞世南，而褚遂良，再上溯二王。又在故宫博览历代名迹，眼界大开。这是沈尹默书法生涯中一个关键时期。沈尹默书法由此大进，秀雅、俊美的个人风格也基本形成。51岁上办了第一次个人书展，以后几乎一年一次，名震南北，收入巨富。
　　书法实践的同时，沈尹默也深入研究了书法理论。他结合自己学书的体会，将书法理论通俗化，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沈尹默于解放后，积极从事书法艺术的教育与普及工作，培养了不少卓有成就的书家。上海的书坛上，至今仍活跃着许多沈先生的传人。
　　对于学者来说，书法，仅仅是自己诸多方面修养的一面而已，并不以此自重。然而，人们在敬仰他们文艺、学问上的成就的同时，惊喜地发现他们在书法方面的才能。
　　李叔同（1880一1942），名文涛，字叔同，别名很多。浙江平湖人，出生于天津。是近现代少见的全才式人物。他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国外学习美术者之一，最早将话剧引入中国，最早创办美术教育，也是最早开始用人体模特写生的人。精书法、擅篆刻。对音乐也很有造诣。他的学生中，著名的有音乐家刘质平、画家丰子恺。
　　李叔同的字自然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即出家前与出家后。李叔同受时代风气影响，早岁自然学习魏碑，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爨宝子》等碑曾反复临习。不过李叔同写碑较一般人为润泽，似乎主要在取其奇妙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形成自己的面目。李叔同出家后，“诸艺俱舍，独书法不废。”他以书法弘扬经律，广结佛缘，但早期那种凌厉的才子气与魏碑那种刚劲雄伟的风格不见了，代之以起的是安祥肃穆到不食人间烟火的一副面孔。李叔同晚年的书法形式上以抄写佛经的册页、对联为主。字体偏于狭长，用笔较轻、较慢，章法空间十分疏朗。呈现一派肃穆、高古的佛家气象。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其实，鲁迅在书法上的造诣极高。他早年抄写过很长时间的古碑，并热衷于搜寻碑帖拓片，对书法、美术有着很高的鉴赏力。他的书法，古雅厚重，文人气十足。无论是精心书写的对联，还是即兴书写书写的手稿、书信，都大有可观。在一次拍卖会上，鲁迅的一页手稿曾被卖到4万元人民币。可见它的价值。
　　马一浮（1882——1962），浙江绍兴人。原名浮。著名学者，通多国外语，精于佛学、儒学的研究，解放后曾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他的书法，主要来源于褚遂良，兼融各家。以行草书成就最高，字的体势向右上倾斜，用笔尖峭，转角处圭角鲜明，而又有种散淡的文人气息，格调很高。
　　郭沫若（1892—1978），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郭沫若具有多方面的学养，书法也卓然不群。他的书法，以行书成就最高。用笔爽辣干脆，注重提按，有一种潇洒、傲然的才子气。尤其善于题匾。“荣宝斋”三字可算作他的得意之作。
　　张大千（1899一1983），名爰，字季爰，又字大千，号南场丈人，70步后署爰翁、爰皤。四川内江人。当代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画大师。一生多富传奇色彩。早岁即有艺名。享高寿。富可敌国。书法以魏碑为宗，也习唐宋，从《瘗鹤铭》、《石门铭》、《云峰刻石》、〈郑文公碑〉等得趣最多。以行草书胜，长撇长捺，纵横有象，笺致老到，结字舒展，雄强中寸露秀逸之气。他的用笔和结体均异于常人，个性独特，人称“大千体”。张大千早年从曾熙、李瑞清学艺，可谓法门高深，学有巨源。但因画名太响，书名终为之所掩。
　　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满族，清宗室，著名画家，山水、人物无一不精。擅长书法。他的书法，来自帖学一路，主要得自于“二王”，结体潇洒、用笔轻盈、秀逸多姿。特别是他题在画上的书法，与画境和谐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秀美、高雅的意境。
　　齐白石（1863—1957），中国著名画家、篆刻家。无论是画还是书法，都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在书法上也颇有造就。他的书法，篆隶、行草都独具一格。篆隶来源于“天玺纪功碑”，笔法纯用篆书笔法，笔画横平直竖，显得真力饱满、厚重而又古朴，有种奇肆之气。行书则纵横自如，不计工拙，大气磅礴，而又书卷气十足。
　　黄宾虹（1865——1955），名质，安徽歙县人，著名山水画家。亦善书法。所作行书，任笔自然，看似漫不经心，而又内含骨力。篆书很有特色：喜用半干的焦墨写篆，特别是大篆。运笔较慢，笔画时粗时细，有一种散淡而又古拙的味道。
　　徐生翁（1875——1964），浙江绍兴人，早年姓李，名徐，号生翁，晚年复姓徐。他初学颜真卿，后宗北碑。他的的字结体奇崛、生拙古辣，有时看上去好像完全放弃了用笔，但别具情趣。他的字一直不为别人称道，但的确是格调高古。　
　　古人以“治国、修身、起家、平天下”为己任。并“穷则独善其身，大则兼济天下。”所以 ，“文艺之道”，在他们看来，“小道”而已。近现代的仁人志士，依然作如是观。下面所谈到的政治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以书法名世。但他们在书法上的成就，足以和当时最优秀的书法家比肩。
　　孙中山（1866—1325），名文，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先生并不以书法知名，但水平却很高。他的字，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一种大家风范，这从他大量的题字和墨迹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不是练出来的，纯粹是从心灵里流露出来。“字如其人”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谭延闿（1876一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谭延闿一直是国民党政府里的高官，管制行政院院长、并二任国民政府主席，他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字的大家。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很被重视，宋、元、明三代不出一个善写颜字的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刘石庵以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和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家多数还是写行草书，篆隶也颇有好手，只是规规矩矩的楷书尚不多见。钱沣是一时名家了，学颜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横平竖直处时显板硬，不若鲁公之灵妙。即使如此，同时代及后世，楷书领域内，钱沣也是罕有其匹的。楷书是能显示真功夫的，一点一画，稍有偏差，一望便知。
　　从民国至今，写颜字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字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民国时期，在朝的显贵许多能写一手好字，但最著名的莫过于谭延闿、于右任二家。
于右任（1878一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号骚心，以字行。陕西三原人。长期任职于国民党政府，管至行政院院长。但它作为书法家的名声，是乎超过了作为政治家的名声。他的书法艺术，一般认为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魏碑为基础，写出具有强烈个性的行楷书时期；二是创立标准草书的时期。
　　于右任对魏碑下过很深的功夫。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出己意者，还是寥寥。他满带“碑味”的行草书，可以说是风格独具了。尤其是行书，中宫紧促，而结构多变。在一种看上去十分随便不经意的把握之中，获得一种奇绝的、从容大气的效果。 于右任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创立“标准草书”，于193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草书研究社。他广泛搜集前人的优秀草书作品，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干字文》，而后自己又手写一遍，刊印行世。
　　标准草书的创立，目的在于使草书规范化。其实，草书是无所谓标准的，一标准就失精神。但初学草书的人，由此可以摸得一正确的门径。
至于于右任自己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他基本上写的是不相连属的今草，但他的草书是由章草入今草的，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不时可以见到章草的笔法。在用笔方面，几乎笔笔中锋，精气内蓄，墨酣力足，给人以饱满浑厚的感觉。
　　叶恭绰（1881一1968），字裕甫，又字誉虎、玉甫，号遐庵、遐翁。广东番禹人。基本上也算一个在朝的书家，前半生做过交通总长、财政部长，后半生才致力于学术。但叶恭绰学问很好，诗词书画考古都精通，所以民国时一度也曾任过国学馆馆长的职务。解放后，北京中国画院的第一任院长就是他。叶恭绰以善写正楷书著名，尤其会写大字，笔力雄健。所作行草书也时参以楷式，不同凡响。清代以来，世人都重碑轻帖，至民国，对帖的偏见始渐渐改变，一些书家开始走碑帖并学的路子，从多方面吸取养料。叶恭绰的字，就是碑帖并学的结果，既有碑的厚重，也不少帖的灵动。最胜处还在其书的魄力非凡。
　　毛泽东（1893—1976），作为伟大领袖的形象盖过了其他的一切，或者说，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与他伟人形象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工诗词，精书法，均达到同时期的最高成就。他的书法成就在于狂草，来源于张旭、怀素。 中年以后，形成了独到的个人风格：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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