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

　　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期。这时，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经过发展到成熟，涌现出了众多著名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

　　魏、西晋书法　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著名的碑刻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黄初残碑》、《范式碑》(见彩图《范式碑》(部分三国•魏))、《王基残碑》、《三体石经》等。《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方正、气度庄严，以表示碑文的尊严；碑刻笔画都是方棱的尖角，由于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效果，因而矫揉造作，很少有生趣。其中少数如《黄初残碑》，风格比较端庄秀丽。除庄严的碑碣外，有一些是随意书写和镌刻的碑石，如《鲍寄神坐》、《鲍捐神坐》、《李苞开通阁道题名》等，风格类似简牍书法，有自然潇洒的意趣。正始时(240～249)所立的《三体石经》，每字书写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北魏江式《论书表》认为是邯郸淳所书，这时期南方孙吴的碑刻和魏刻不同，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天发神谶碑》笔意在篆、隶之间，结体以圆驭方，势险局宽，下笔处如斩截，气势雄伟奇恣，是面貌独特的书法作品。(见彩图《天发神谶碑》(部分三国•吴))。《谷朗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笔画已去波挑,但楷书的笔法尚未成熟。《禅国山碑》为篆书，笔法浑厚，结法与隶法有相通处，也是很有特色的篆书。

　　　　　　《受禅表碑》(三国魏)
　　　　　　　《曹真碑》(三国魏)

　　西晋因禁止立碑,流传丰碑巨碣较少,著名碑刻《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枳杨阳神道阙》、《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等，都是工整的隶书。《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因出土较晚，字画清晰如新刻，可看到当时隶书的用笔面貌。

　　西晋禁止立碑,墓志因此逐渐兴起,和南北朝的墓志不同，它实际是放在墓中的小型墓碑。西晋墓志著名的有《晋管洛墓志》、《成晃碑》、《贾充妻郭槐柩铭》、《左□墓志》、《荀岳及妻刘简训墓志》、《王浚妻华芳墓志》、《石□墓志》、《石定墓志》等，其书风和晋碑刻都是强调方棱挑法的隶书，其中《王浚妻华芳墓志》气势雄浑较有特色。隶书到东汉，已臻登峰造极阶段。此后碑刻隶书过分追求波挑的装饰性，变潇洒自然的挑脚为棱角整齐的挑法，波势趋向方直，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汉隶走向末路。这种定型化的隶书到魏、晋，更是江河日下，另一方面简约省便的楷书兴起，这样楷书取代隶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三国、两晋时期留存到今天的墨迹大都是写经、简牍和残纸。流传有绪的书法家墨迹,是西晋陆机写的《平复帖》。《平复帖》的字体属于章草，它和出土的汉晋简牍章草很相似,虽然纸质疲敝,字有伤缺，但仍能看见用笔的挺健和朴拙的风格(见彩图《平复帖》(东晋))。

西晋著名的写本有新疆出土的两种《三国志》写本残卷，书法在隶楷之间,捺笔滞重,有朴拙的风格。此外如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残卷,书写风格和《三国志》残卷相似。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曾发现一批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中，年号最早为魏景元四年(263)，最晚为建兴十八年(330)；木简有楷书、草书、章草、行书等，是研究魏晋书法的重要资料。

　　　　　《三国志》写本残卷(西晋)

　　魏晋著名的书法家有卫岘、锺繇、胡昭、韦诞、皇象、苏建、卫□、索靖、卫恒、陆机等。他们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传,锺繇有《荐季直表》、《贺捷表》、《墓田丙舍帖》、《力命表》、《宣示表》等，这些作品有的刻成单帖，有的收集在丛帖中。皇象有《急就章》，流传有松江刻本和其他刻本。索靖的《月仪帖》、《载妖帖》、《七月帖》，卫□有《顿首州民帖》等。宋代《淳化阁帖》、《大观帖》都收有魏晋书法家的作品。

　　十六国书法　留存到今天的碑刻不多，前秦有《邓大尉祠碑》、《苻氏广武将军□产碑》，北凉有《沮渠安固造像碑》、《佛说十二因缘经幢》，后秦有《辽东太守吕宪墓表》，后燕有《崔□墓志》等。除《邓大尉祠碑》为隶书外，其余都是隶楷过渡时期的楷书。《苻氏广武将军□产碑》书法奇恣，用笔随意挥洒，极富变化，丰韵朴拙，为十六国时最著名的碑刻。《沮渠安固造像碑》为沮渠安固在高昌所立，原石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后被盗运到德国柏林。沮渠氏是匈奴后裔，汉末定居甘肃西北，称为甘水胡。此碑字和十六国时写经相似，用笔带有隶意，是隶楷递变时期的书体。

　　十六国写经有年号可考的有:前秦甘露元年(359)的《譬喻经第三十出地狱品》、西凉建初七年(411)的《妙法莲花经》、北凉永平七年(449)的《持世经题记》、承平十五年的《佛说菩萨藏经第一》等。前秦写经带有西晋写本的痕迹，其横画起笔用尖锋，收笔重按，捺笔滞重。北凉写经书法已有明显的变化，起笔已有顿挫，收笔出现回锋，书风趋向清隽庄茂，已无前秦那种朴拙的气味。前凉《李柏文书》是惟一有史书可证的重要人物的文书遗迹。李柏是前凉时西域长史，文书在新疆出土，共有三纸,似修改时的3次手稿。文书的书法有笔画带有隶书的笔意，但已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见彩图《李柏文书》(部分前凉)）。因此，文书的出土,对研究行书发展的历史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东晋书法　东晋碑刻传世很少，仅有《爨宝子碑》、《枳杨阳神道阙》、《好大王碑》、《司马芳残碑》等数种。《爨宝子碑》是著名的晋碑，书体介于隶楷之间，碑字大小错落，笔画多为方笔写成，横画收笔处有挑脚，但体势已具楷书的特点，风格朴厚古茂。《好大王碑》

字形方正,笔画平直,书体间杂篆法。《司马芳残碑》笔画结体奇正相生,有的笔法虽带隶意,但已是浓重的楷书特点。东晋墓志近年出土较多，如《谢□墓志》、《王兴之墓志》、《颜谦妻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夏金虎墓志》等。这些墓志的书法，有的方折凝重，笔画如斩钉截铁；有的镌刻比较随意草率，也有的是隶书。

　　　　　　　《□宝子碑》(东晋)

　　流传至今的墨迹大都是勾摹本和临摹本，其中以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迹比较多。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王方庆家藏王氏一门书迹勾摹的《万岁通天帖》，其中有王羲之的《姨母帖》（见彩图《姨母帖》(东晋)）和《初月帖》、王献之的《廿九日帖》、王荟的《疖肿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羲之墨迹的勾摹本还有:《寒切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孔侍中帖》、《上虞帖》、《都下帖》、《七月帖》、《大道帖》、《游目帖》、《行穰帖》、《此事帖》、《兰亭序》等。王献之的墨迹及其勾摹本有：《鸭头丸帖》(见彩图《鸭头丸帖》(东晋))、《地黄汤帖》、《中秋帖》等。东晋书法家墨迹流传至今比较可靠的有王□《伯远帖》，此帖北宋《宣和书谱》著录,流传有绪,现
藏故宫博物院(见彩图《伯远帖》(东晋))。此外有晋人书《曹娥诔辞卷》，藏辽宁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东晋升平十二年(368)款和咸安三年(373)款《法句经》。东晋书法最盛,书法家亦比较多,当时门阀大家都以书法世代相传,如庾、郗、王、谢等大家族,父子祖孙以书法著名不在少数。其中如王导、王洽、王□、王荟、王徽之、王□、庾亮、庾怿、庾翼、郗鉴、郗□、郗昙、谢尚、谢安、恒玄、杨羲等，都是著名书法家。其中有些书法家的作品有刻帖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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