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史综论－第 三 章 佛教版画的发端——隋、唐

第 一 节 “隋代发端”的疑义与辨证

　　众所周知，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所谓“雕版印刷术”，就是将文图反向镌刻在木板或其他材料的板上，制成书版或图版，然后在版上加墨覆纸刷印取得文图复本的方法。古人印制图文，使用多为木版，所以由雕印方法取得的绘画作品复本都是版画，也称“木刻画”。从历史上看，雕版印刷术甫经出现，佛教版画也就应运而生。因此，讨论佛教版画的开端，实际上就是在追溯雕印方法的起源，反之亦然。两者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是“隋代发明说”和“唐代发明说”。至于有论者提出的汉代发明说、晋代发明说，似乎缺乏证据。另有五代发明说、宋代发明说，已被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所否定，皆无需再加论列。

　　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生和发展，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雕本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话说得很概括，也很有代表性。问题是隋代印刷品的实物遗存，迄今并无片纸只页存世，从而使人们对此说是否准确，产生了不少疑问。

　　其实，胡应麟所言，并非是自己的发明，而是依据明代学者陆深所撰《河汾燕闲录》中，征引隋人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中的一段话：“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据《佛祖历代通载》等书所记：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与北周武帝宇文邕二次灭佛，是为佛教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法难中之二武。佛教建筑、寺庙、经卷、法物皆被焚毁，僧尼或被诛戮，或勒令还俗。隋文帝自称“我兴由佛法”，即位之初，即诏令复教，广召僧众，大建伽兰，置翻经馆翻译佛教经典，才有“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之举。又据《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等书载：费长房，成都人，南北朝时僧人，北周武帝灭佛时还俗，隋文帝复兴释教，诏令入京，职翻经学士。以隋时佛子记隋时佛教事，本来不应该有什么疑问。

　　但后人一查，似乎又不对了。清初学者王士祯在《古夫于亭杂录》一书中率先提出疑问：“予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俨山（陆深号俨山）连读之误耳。”清末民初学者叶德辉则在《书林清话·书有刻版之始》一文中大加辨难，其文曰：“近日本岛田翰撰《雕板源流考》，……据陆深《河汾燕闲录》引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之语。谓雕板兴于六朝。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而岛田翰必欲附会陆说，遂谓陆氏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板。不思经可雕板，废像亦可雕板乎？”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亦多方论证，以指陆氏之诬。

　　笔者未见旧本，不敢妄下断语。但仅就叶氏所言，似亦有二条疑义：

　　一、所谓“废像亦可雕板乎？”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石刻线描佛画岂非是雕板？只不过它雕的是石板，属板刻一种，还不是木刻画；中国古代木刻画，岂非全都是雕板？因此，经可以雕板，像亦无不可。在历经两次法难之后，隋文帝取雕印（如果当时已出现）行广及众的特点，以利佛教经图流布，当是合乎其宜的善举。

　　二、即言“雕撰”，费长房语的读法，论者多有解析，兹不复列。笔者认为，“废像遗经”可以是专指，亦即像是像，经是经；也可是泛指，即包括可雕可撰集的佛教经图；“雕撰”二字，同样可以是泛指，该雕印的雕印，该雕造的雕造，该撰集的撰集。所谓“雕”，并不一定指雕塑、雕刻。古人语法，言简而意赅。陆氏连读，不见得必误。

　　所以，对陆深所引费长房语，确信其有不可，必断其无似亦不可。而是大可抱着存疑的态度来对待之，留待有新的史证出现，再来做出科学的论断。

　　除上述所言外，隋代可能已出现雕版印刷术，并已有佛教版画锓梓的旁证，尚可举出以下三条：

　　一、前述出自敦煌的泥模捺印佛像，其上除邹寿琪题字外，另有曾熙一款题字，其文曰：“敦煌石室经卷，予见南齐人书经，其背皆印千佛像，画法亦同此卷，岂其同出一手耶？”是否同出一手，与本文无涉，不必去管它。唯“皆印”二字，颇为令人玩味。若如此，则捺印之法已盛行于南北朝时。捺印实为佛画雕印之源头，南齐亡于公元五○二年，中间历梁、陈、隋三代唐始兴，几逾一个半世纪。前文述及，晋至南北朝间，拓印之法亦已大行于世，发明雕版印刷术在技术方法上的条件已毕具。在此期间出现雕印之法，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二、爰及近世，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佛教版画残片，在时间上据考要早于唐代佛教版画实物。戴藩豫先生在《佛典刊刻源流考》一书中，提到日本人中村不折氏藏有吐鲁番所出《法华经》残片，考其经文顺序与唐时流行本有异，谓当刻于隋、唐之际。可惜的是这些残品上皆未见梓行时间刊记，难以作为确凿的史证。

　　三、唐续隋世，初唐时雕版印刷术已行于世，确凿无疑。其主要的证据有二：一是明代史学家邵经邦《弘简录》卷四十六载：“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官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长孙皇后逝于贞观十年，亦即公元六三六年；二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在韩国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一部《无诟净光大陀罗尼经》，据美国印刷史家富路特考，系武则天执政时印本①。这二条证据，其实恰恰可以证明雕版印刷术并不见得发明在初唐。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由繁入简，由粗至精的过程。贞观去隋亡不足二十年，《女则》是一部完整的图书；《无诟净光大陀罗尼经》刻印精良，已臻上乘，是印刷术接近成熟时期的产物，在此之前的发展过程当更长。以此而言，印刷术肇始于隋，至唐初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渐至成熟，也是可能的。

　　所以，尽管陆深引《历代三宝记》之语的是耶、非耶，可姑且不论，亦不能完全否认隋代出现雕版印刷术的可能。而且，恰如叶灵凤先生在《中国雕版始源》②一文中所说：“雕镌宗教图像正是印刷雕版的必然起源。”当然，在没有实物遗存佐证之前，这还只能是一个推断和假设。

第 二 节 唐代佛教版画概述

　　据唐人柳玭《家训序》、宋人王谠《唐语林》等文献记载：唐时，雕版印刷术在民间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字书、小学等类图书皆有印卖。而佛教经图的刊印，在唐代的雕版印刷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论及唐代的佛教版画，首先应述及玄奘法师的杰出贡献。据唐末学者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众方，每岁五驮无余。”玄奘法师俗性陈，名袆。他十三岁出家，二十一岁受具足戒，唐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或曰贞观元年）孤身一人赴天竺取经，贞观十九年返国，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圆寂。以此推断，他刻印普贤像应在公元六四五年至六六四年之间，每岁五驮，很可以说明数量之多，社会需要之大。这也是最早的，有较为明确记载的佛教版画大量印制和发散活动。玄奘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德高僧，中国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学者、翻译家。在中国古版画史、佛教版画史上，也应该为他立一座丰碑。遗憾的是，他所刊施的普贤像，并没有片纸只页留传下来，使人难睹其原貌。但这至少说明在初唐时期，就有了佛教版画的大规模刊施。③

　　玄奘法师之后，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贞观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名臣王玄策奉诏出使天竺，并携画家宋法智随行。二人携归大批印度佛画，另带回佛模四颗，说明捺印之法，亦行于印度。其后，僧人义净于唐高宗李治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冬自海道入天竺，遍历三十余国，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六八五年）返国。撰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详录西行见闻。据《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载：印度“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奉”。所谓“印绢纸”，就是用雕印之法，印在绢或纸上的佛像。这些作品的来源，应不出以下二个途径：

　　一、本为中国所刊，通过丝绸之路、南海航路等交通要道，传入印度。

　　二、雕版印刷术已传入印度，印度僧侣用此法自印之物。

　　无论如何，上述记载都说明，唐初不但有大量的佛教版画刊施，而且已流播印度。

　　贞观、咸亨之后的情况，因史籍缺载，考证甚难。但从一些零星资料加以推断，依然可以看出其方兴未艾的趋势：

　　一、有唐一代，除太宗李世民下过“李在释上”（道教始祖李聃姓李）的诏令及曾下诏灭佛的唐武宗外，其他各帝皆极隆佛教。如：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并把佛教的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颁布了《释教在道教之上制》④，从而使佛教的弘传，有了坚强的政治保障。现今唐刊佛教经卷遗存，以武则天执政时所刻为最多，佛教版画的刊刻，想必不在少数。

　　二、寺院、士民印施佛经以求福，所在多有。玄奘法师印施普贤像，每岁五驮，是仅见于史传的个案。以唐时寺庙林立，热心供奉者众，当不是孤立的现象。只不过因史料残缺，难以稽考而已。士民出资刊施，有资料可征者，也有成都卞家、王玠、四川过家。其蔚然成风之势，亦可想见。

　　三、刊刻地域广阔，今可考者有以下地区：

　　唐京长安。玄奘法师取经东归，即长住长安大慈恩寺开译场译经，印施普贤像，当在此地。

　　河西敦煌。法国文物大盗伯希和检阅敦煌石室秘藏，撰《敦煌石室访书记》一书，记其所见说：“雕镂之术，已极灵巧，似皆本地工人所制。凡得不同之著述二十余种，其中有一种而积至十本或十五本者。雕印之作，多属于三大菩萨，即：文殊师利、普贤及观世音。律部之书，亦多雕印。”论及唐、五代刻本佛经遗存，出于敦煌石室者占十之八九，当知伯氏所言不虚，亦可见此地刻写佛教经图之盛况。

　　东都洛阳。唐司空图《司空表圣集》卷九载《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一文。文中说：“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题下注：“印本共八百纸”。“乃焚印本”云云，当指唐武宗灭佛，致使经像沦散，所以募化重雕。说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在中、晚唐时已有大量经图印行，而且反映出唐武宗灭佛后，佛教经图刊刻在中原地区的复兴。

　　四川成都。四川物阜民丰，又因偏处西南，免受战乱波及，是唐代最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前述卞家、王玠、过家，皆在成都等地印施经图。北京图书馆藏出自敦煌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末题七字语识“西川过家真印本”，是其一例。卞、王两家，留待后文详述，此处暂略。

　　他如苏州、镇江、扬州等地，亦为唐时刻书业颇为发达的地区，只不过文献记载中未及佛典，故难下断语。

　　此外，为印刷史家鲜见提及的是，以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及于库车、克孜尔、喀喇和卓等地，似亦为唐时佛教经图的一个重要刊印场所。吐鲁番为唐王朝和中亚进行交流的交通要道，自九世纪初至十一世纪，佛教极为兴盛。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大批“探险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日本的大谷光瑞、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克莱门茨等，在这里多次进行发掘，掠走了大批珍贵文物。据印度学者查娅·帕塔卡娅著《中亚艺术》⑤载录，现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中，即藏有出土自这些地区的，公元九至十世纪的印刷版十三块。从该书附载的照片看，皆为木板雕刻，刻有迷宫、花叶、几何图形等错综复杂的线性图案，有些图案，与中国青铜器上的纹饰相类。推其用途，大概是施印于绢帛等丝织物之上的。但这至少说明，当地艺匠已经掌握了很高超的制版技艺。自本世纪以来，新疆吐鲁番、喀喇和卓、吐峪沟等地，多有唐代刊印的佛画残片出土（详下节），其中可能有因吐鲁番的特殊地理位置，由往来商旅自四川、敦煌等地携入的，也有可能是当地寺院刻施的。这又是一个推断，但笔者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的问题。

　　四、佛典刊印品种繁多，寺院刻书业已具规模。仅据戴藩豫先生《中国佛典刊刻源流考》一书征实，现尚可见到的唐代佛教经图刻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内容及于经、律、论各类，从中亦可窥见佛教版画刊施的情况。

第 三 节 唐刻佛教版画的实物遗存

　　唐代佛教版画，有实物可考者屈指可数，与当时所刊相比，恐只是吉光片羽，不及于万一。究其原因，大抵有二：

　　一、年湮代远，致使传本难觅。唐世及今，时逾千载，已近于纸印品保存极限。故唐刻本流行于世，递代相传至今者，鲜有闻见。幸赖敦煌石室及个别墓室秘藏，才得见数纸，这已经堪称不幸中之大幸。

　　二、唐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诏令灭佛，是“三武一宗”中之第三武，又称“会昌法难”。共拆除佛寺四千六百所，毁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经卷刻版焚毁废弃难以数计，这一方面反衬出唐时佛教之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灭佛的惨烈程度。经此一劫，大量佛教版画在当时即已灰飞烟灭，何遑后世！

　　现存最古老的佛教版画，为一九四四年在四川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发现于墓主所戴银镯内。此件约一尺见方，四周双边，中央印小佛像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四周环以古梵文经咒，咒文外周遭均刻小佛像，右边刊记漫漶不清，大抵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咒本”。据考，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成都始改称府，故知此本刊刻当晚于此时。国内现存的佛教版画，当以此本为最早。同时，它也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雕版印刷实物。唐武宗灭佛之前所刊佛教版画，仅有此硕果仅存的一幅。

　　唐代佛教版画遗存中，最重要的作品则是唐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扉页画。此卷为一长约十六尺的卷子，由七页纸粘缀而成，经、图皆保存完整。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被公认为是现存有确切刊印日期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一九○○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劫购，现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本图所绘为佛祖在祗园为须菩提长老说法情形。图左上方刊有“祗树给孤独园”，下方刊“长老须菩提”，用以标明图意。据佛教经籍所载：释迦牟尼成佛后，信奉者日众。时有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大臣须达多，为人乐善好施，慈济贫穷孤寡，务使有所归依，人称“给孤独长者”。他出重资自祗陀太子手中购下舍卫城南的名园——祗园，供释迦牟尼作说法道场。园中林木为祗陀太子捐奉，故名“祗树给孤独园”。图绘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莲座上，给孤独长者面佛而跪，正是经中所言“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手恭敬，而白佛言”的形象化。佛座前长几上供奉诸般法器，两狮子蹲踞左右，佛身后有菩萨、比丘及僧俗等十八人随侍，上部有二名盘旋飞翔的吉祥天女，画面布局繁复而稳妥，线条刻划灵动而流畅，是一幅已达完美境界的佛教版画名作。图中人物形像、服装及饰物、法器等，皆为中国风格；表现手法，亦具中土画风。说明佛教版画在兴起之初，就是中国化的，这更适合它的传播与流布。也多有论者指出，这样一幅作品，不可能创作于雕版印刷术发明初期，而是其渐趋成熟时的产物。

　　《无量寿陀罗尼轮》、《圣观自在菩萨千转陀罗尼轮》，都是晚唐所刻的经咒图。这二幅图，见于郑振铎先生辑录的《唐宋元明清版画选》（未注明出处），本书已予转录。二图都是中间刻佛像，四周刻梵文经咒。以刀刻而言，略嫌粗简。两相比较，后图略显精致，画面也略显复杂。它们与前述卞家刻印的《陀罗尼经咒》，都是日常携带于身，以避邪祈福的护身符一类的东西，类似于后世的路引，当时刻印必极多，虽然传世仅此数纸，也可观其大概了。

　　除以上所言外，唐代佛教版画遗存，尚有以下数事可征：

　　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提到，浙江省图书馆张宗祥先生曾得到木刻佛像半卷，背书“天宝十二载”字样，疑出自敦煌。但今下落不明，难予详考。

　　日本人香川默识编，大谷光瑞作序，公元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载录唐代刊印的佛画残片四幅，三幅出自新疆吐峪沟，一幅出自喀喇和卓。

　　回鹘文佛教经卷残片，后附图像，刻印俱精，亦出土自新疆喀喇和卓，载图于《西域考古图谱》，据称为唐刻。但此幅与上述诸幅，未见实物，亦未见有时间刊记，难下断语。

　　近年在库车明田阿达古城内出土的佛坐像印本。⑥唐时明田阿达属安西都护府辖境。佛坐像尚清晰完整，具体年代不可考。

　　日本、韩国所藏唐刻佛教经卷，尚有所闻，因未见著录有图，不予论列。

　　另据查启森先生在《介绍有关书史研究的新发现与新观点》⑦一文中，提及本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全国善本书总目》巡回检查组在陕西“听说”前几年曾于修水库工程中自唐墓中出土一片经咒，系雕版印刷品，中间是彩色佛像，四周为回文咒语。查文说：“如果此传闻确定的话，则套版印刷在唐代已有实物了。”郑如斯、肖东发先生撰《中国书史》，亦提及此事。可惜的是诸先生所言，皆语焉不详。查先生且先后用了“最近有传闻”、 “听说”这样的语句，态度之谨慎，不问可知。笔者认为，关于此件的真伪，至少有二点疑问应该提出来：

　　一、中央佛像是彩绘还是套印？古代遗存的木刻画上面，有持有者或收藏者涂染的色彩，并不少见。王伯敏先生在《中国版画史》中就提出，敦煌所出《圣观白衣菩萨》，即有手填彩色；应县木塔所出辽代藏经中，亦有印本涂色的大型版画（详后文）；笔者曾见一明初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赋彩达六七种。此件中央佛像的彩色，亦当为手绘而非印刷。

　　二、在雕版印刷术的初起阶段，单色一次性刷印尚有许多技术问题待解决的情况下，能否有套印技术出现？从事物发展循序渐进，由简入繁的规律看，难以让人置信。

　　因此，这件传闻中的“套印经咒”，实在难以作为唐代已有套色佛教版画的证据。不过，它的存在至少体现出在印刷术的初起阶段，人们就有了利用它来印制彩色图画的愿望和企盼，这对后来出现的单版涂色及套版印刷，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唐代佛教版画实物遗存，数量虽少，却有非凡的意义。因为，以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这些作品就是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在后世极隆极盛的源头。如果把中国古版画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唐刊版画遗存只有佛教题材一种，从而有力地证明了“雕印佛教经图正是雕版印刷术的必然起源”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至于它发明于隋或唐，则是另一个问题。

[注释]

①（美）富路特《关于一件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报告》 《书林》 一九八○年第三期。

②王家陵编《名家谈书》第五○七页 成都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版。

③玄奘印普贤像，李致忠先生认为也可能是捺印。见《古书版本鉴定》第二十一页。

④《全唐文》卷九七《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

⑤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第二编《中亚艺术》文字说明及图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七月第一版。

⑥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图版四六 文物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版。

⑦见《图书情报知识》 一九八二年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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