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史综论－第 一 章 版画兴起之前的佛教艺术

　　佛教是中国古代拥有最多信众、流传最为广泛的宗教；佛教版画，则是佛教艺术殿堂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自隋、唐至清季，王朝更迭如走马，世事兴废若转轮，佛教版画却因植根于广大信众之中，焕发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佛画家运丹青于尺幅，木刻家操刀笔于枣梨，创造出了难以数计的、美伦美奂的佛教版画艺术品，成为前人留给我们的一分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如年湮代远，传本难觅；版画作品散在诸本，查找汇集不易等，致使佛教古代版画，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搜集、发掘、整理、研究，更不用谈及鉴赏和利用了。为此，笔者特约请三、五同志，辗转奔走于各收藏机构，孜孜搜求于断简残编，时历年余，终使本书成编。此时此刻，既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有完成了一件“功德”般的喜悦。尽管这件功德，也许尚不圆满。

　　中国古版画遗存浩如烟海。相对于小说、戏曲、儒学、地志，乃至工技农艺等类题材而言，甚感对佛教版画的搜集、考证，最难措手。随着时代的推移，古代刻本的破损、漫漶、散佚程度的日益加剧，在所难免。把这些作品汇集起来，用现代印刷技术仿真影印，即使有一天原本不存，至少这部分作品可以流传不虞，不至湮灭，不啻也是对这份历史遗珍的抢救，而这，也是我们辑录本书的初衷。至于它对于研究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演变，研究中国古代版画史、版刻艺术史，以及古为今用、借鉴欣赏方面的作用，则无庸置言了。

　　佛教古版画艺术源远流长，以往的专门论著又极少。为此，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笔者受出版社和编委会同仁的委托，草成这篇文字，以求为使用本书的朋友，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第 一 章 版画兴起之前的佛教艺术

　　在版刻图画产生之前，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弘传，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就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发展情况，略作追述。因为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总是在相互影响中向前发展的。版画作为相对晚出的艺术品种，对前代的艺术成就必然有所借鉴和继承。鉴古而知来，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佛教版画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第 一 节 佛教的兴起和早期印度佛教艺术

　　佛教兴起于印度。据佛教经籍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又被称为“释尊”、“释迦”，诞生于公元前五六五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周灵王七年），与中国的“圣人”孔子大抵同时。无独有偶的是，“牟尼”也是“圣人”的意思，“释迦”则是古印度北部一个种族和王国的称谓。

　　据说，释迦牟尼原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在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约公元前六一○—公元前五一八年）的王子。其母摩耶夫人夜梦白象入体而有孕，次年在一棵菩提树下自左肋诞子，取名乔达摩·悉达多，即后来悟道成佛的释迦牟尼。佛教经籍上说，他诞生时，天降祥瑞，种种奇异，如：他一出生就会说话，不用人扶持就能行走。他走了七步，步步生莲花，有九条龙盘旋佑护其上，喷水沐浴其身，这就是有名的“九龙灌顶”故事。他站在莲花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此类记载，当然有着很多宗教传说成份，是为宣扬佛教“至高无上”的地位服务的。

　　释迦牟尼出生于王室之家，净饭王的理想是把他培养成为治世的明王，对他的呵护无微不至，使他一直生活在锦衣玉食、美女环侍的环境中。但释迦牟尼并不沉湎于此，而是在二十九岁时，为打破生死迷关，求得对苦乐牵缠的解脱，毅然抛弃王位、财富、妻子儿女，到苦行林中修行。他在菩提伽耶的一颗菩提树下静悟七载，终于战胜种种魔障，大彻大悟而成佛。当此之时，大地为之震动，普天诸神顶礼赞颂，曼陀罗花、金花、银花、七宝莲花汇成缤纷花雨……这些，也就成为佛教艺术作品中常见的背景和饰物。

　　释迦牟尼成佛后，便云游于中印度各地，广收徒众，传法弘道，佛教由是大兴。八十岁时，他预知自己将离开人世，当年果然在拘尸耶伽郊外的一颗菩提树下入灭。从宗教的意义上讲，他是拥有众多信众的佛教始祖；抛开宗教的传说成分，以世俗的眼光看，他则是世界古代思想史上孜孜不倦探讨人生真谛的智者、文化史上辉耀千古的哲人。而释迦牟尼诞生、修道、成佛、传法、入灭的佛传故事，便成为印度佛教艺术、中国佛教艺术、也是佛教版画艺术最重要的题材。

　　大约自公元前五世纪起，至公元十一世纪止，是印度佛教艺术史上最为兴盛发达的时期。无论石窟造像还是壁画、绘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十一世纪前后，伊斯兰十字军屡次侵入印度，所到之处，寺庙夷为丘墟，佛像尽皆焚毁，印度的佛教艺术也自此衰落下来。而这时，却正是中国佛教艺术百花齐放的全面鼎盛时期。两相比较，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沧海桑田的感慨。

第 二 节 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早期记载

　　据清代学者俞樾的《茶香室丛抄》卷十三载：战国燕昭王在位时，有一位来自身毒国的老人来谒，他自称名尸罗，此人“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查诸史籍，《史记·大宛传》载：“大夏……其东南为身毒国。”《索引》引孟康语：“即天竺也，所谓浮屠胡也。”身毒也者，实则就是印度的音译；而浮屠，指的就是佛，也称“佛陀”。这位尸罗老人，亦即来自印度的佛教徒——这也是佛教和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

　　不过，后人对这条记载的真实性，却很有一些疑问。俞樾以清朝人记载战国事，而且语涉域外，所据何典，又无从稽考，很容易让人认为是道听途说，此其一；当时的印度，正是佛教初起的时期，在信徒的心目中，佛是超越凡人的，为佛造像是对佛的大不敬。所以，在当时的印度佛教艺术中，并不出现佛的形像，被称为印度佛教艺术史中的“无像期”。以此而论，“指端出浮屠十层”云云，岂不是无中生有？此其二；或者确有尸罗其人， “出浮屠”则是以讹传讹，无足凭信。

　　另据唐释法琳《广弘明集》卷十一，也有一条类似的记载：秦始皇二年（公元前二二○年），有西域骞霄国画家烈裔来朝，此人“口吐丹墨，而成魑魅怪诡群物。”秦朝时，中国人对佛教基本上全无认识，烈裔所画为何，恐怕是很难搞清楚了。法琳身为佛子，自当礼敬三宝，岂可称佛为“怪诡群物”？可见这条记载，与佛教之传入中土，或许本无干涉。也就是说，对这二条记载，充其量也只能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而以较为可信的史料看，中国人知之有佛，应该是西汉时的事了。佛教艺术的东传，比之还要更晚一些。

　　据《魏书·释老传》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其旁有天竺国，一名身毒，始闻有浮屠之教。”张骞是西汉武帝时著名的外交家，这条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说明直到西汉中期，人们对佛教才多少有一些感性的认识。而佛教真正意义的东传，则要下推到东汉明帝在位时。

　　据《后汉书》卷十八载：汉明帝夜梦金人，见其头顶光芒四射，并有天神翔于空中护持。兰台令史傅毅圆梦说：“西方有神叫佛，高一丈六尺，浑身金色。”明帝遂于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良等赴印度犍陀罗地区礼佛。次年，蔡愔等携回《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牟尼像。明帝敕命在洛阳雍关西侧建立了中国有据可查的，历史上的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供奉携来之物。并敕宫廷画师绘写西域佛画，创作了赫赫有名的《千乘万骑绕塔礼佛三匝图》壁画。①这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真正开端，对后世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弘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 三 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佛教艺术

　　佛教一旦传入中国，由于它的教义在不同层次上迎合了上至帝王卿相，下至一般民众各个阶层的信仰需要，得以最快的速度传布开来，并且很快取代了中国的传统宗教——道教，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宗教。以这片深厚的沃土为基础，佛教艺术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已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综而论之，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佛寺塑像、铸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建寺造像遍及大江南北，唐代诗人杜牧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②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另据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载：禅宗初祖达摩驻锡洛阳永宁寺时，见佛教尊者群像，为其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宏阔的场面，以及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艺术造型所折服，赞叹说：“实是神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以至“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其规模之大，制作之精，由此可见一斑。

　　石窟造像。石窟造像起源于印度，兴盛于中国。石窟不仅是僧侣们生活的地方，也是礼佛诵经的场所。古印度的石窟造像极负盛名，如公元一至三世纪开凿的阿旃陀石窟，就是佛教艺术殿堂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公元二○八年前后，石窟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新疆。著名的克孜尔石窟，就是位于天山南麓的古龟兹国在这一时期建立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开窟造像之风更盛，著名的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敦煌石窟等，都是其中名声最著者。石窟造像生动雄奇、雕琢瑰丽，是佛教艺术中的一大奇观。

　　壁画。在寺庙、石窟造像中，壁画是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壁画运用广阔的画面，再现佛传故事，并出现了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等连环画式的大型佛教组画。这些作品想象力丰富，色彩明艳，图绘精严，是石窟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绘画。随着佛教的弘传，释氏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中最重要的门类之一。一批享誉当时，垂芳后世的丹青圣手，如：三国时期的吴人曹不兴；晋朝人顾恺之、卫协、戴逵；南朝宋陆探微、僧佑；梁张僧繇；北齐曹仲达等，都是擅名当时的释氏画巨擘。他们对释氏画的探讨与创作，影响及于佛教艺术的方方面面。

　　上述所列外，泥塑、织绣、金属铸造、牙雕木雕、陶瓷琉璃等佛教艺术造像，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艺术形式上看，它们和后来勃兴的佛教版画，完全属于不同的艺术品种，但就艺术创作本身来说，其对佛教版画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体现：

　　一、这一时期佛教艺术的大发展，完成了其在中国从启蒙到成熟的转化，从而为佛教版画的创作，提供了艺术上可资借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分。

　　二、完成了来自印度的佛教艺术向中国化、民族化、世俗化的演变过程。佛教艺术造型中的体相、姿势、法物、台座、服饰、背景等各方面，都为版画的创作，提供了中土风格的样范。如果说早期的寺庙石窟造像、壁画、雕塑等作品，还有着来自印度的明显影响，版画则一开始就是中国化的，这当然更有利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在创作素材、画面经营布置等方面，为版画创作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范本。佛教版画中的不少作品，就是对前代艺术成果的移植和再创作。如：后世常见的版画连环画《善才童子五十三参》，在构图上有不少地方就是壁画的翻版，画家们绘制的释氏画，更有一些被用来直接镂版。前人的努力，为后世版画的创作提供了垂范和楷模。二者之间，有极为明显的因袭和继承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汉画像石、画像砖，南北朝至隋、唐的石刻线描佛画，对佛教版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更直接的、多方面的影响，故留待下一章再详加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注释]

　　　①参阅《弘明集·牟子理惑论》、《佛祖统记》。

　　　②杜牧《江南春绝句》，见《樊川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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