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核实中..2009-09-17 19:43:57 来源:网络
第五章 中国现代音乐
（1919——1949）
第一节 概 述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进入到新阶段，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篇章。
我国现代音乐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特点，也就是基本上同我国这3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和我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在这30年中，我国人民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尽管在这30年中，我国的音乐文化受到战争影响，但仍然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西洋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以及相应的音乐活动形式也在这30年同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音乐艺术实践相结合,并得到了一定发展；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也朝着同时代要求和人民生活相结合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民主的精神，因此西洋音乐文化的传播也比学堂乐歌时代更为广泛和系统。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新式音乐社团”，促进了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到本世纪20年代左右，一部分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以音乐为职志，有的很快学成归国，使我国专业音乐院校得以创办，创作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形成，为我国现代专业的音乐教育的发展和“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使我国处于山河破碎，灭种亡国境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音乐运动很快发展成全民族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音乐家和优秀音乐作品，把新音乐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
虽然我国在这一历史阶段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有些音乐作品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所谓的“艺术”。但是，在严酷条件下，我国作曲家和音乐家前扑后继，创作了大量具有民族气魄和很强艺术感染力的音乐作品，并用音乐团结了整个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开始主要集中于学校教育（主要指中、小学的普通音乐教育）和群众性“歌咏运动”这两个方面，所以使小型声乐体裁（包括一般的学校歌曲、群众歌曲、小合唱、表演唱以及适合于广大群众传唱的抒情独唱曲在内）在这30年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几乎绝大多数音乐家都把自己的热情倾注于这种体裁的创作中，写出了不少具有相当数量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质量的作品。随着声乐演唱水平的逐步提高，有些音乐家对音乐会独唱曲和大型声乐体裁也进行了探索，特别是黄自和冼星海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为我国后来的大型声乐体裁创作树立了榜样，其创作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总结。
由于普通音乐教育的需要，“儿童歌舞剧”和儿童歌舞音乐曾受到广泛欢迎。随着各解放区新秧歌运动的开展，产生了以民间歌舞为基础的“秧歌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新歌剧”。
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解放区的音乐运动获得了健康迅速发展。大多数音乐工作者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以文艺为武器，使文艺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作用，并为后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为我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专业音乐人才。
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多以中、小型为主，音乐评论和音乐出版等方面还显得比较薄弱，这和我国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音乐教育的普及程度与水平有直接关系。
第二节 “新式音乐社团”的兴起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建立
“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国内出现了兴办各种新文化事业，建立各种“新式文艺学术社团”以及出版发行各种报刊和出版物的风气。这种新的社会风气对“新音乐”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1919年前后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中一部分爱好音乐的教师、学生先后纷纷建立起各种新的音乐社团。他们通过举办各种“音乐讲习会”等活动，组织有关中西音乐理论的学习。如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介绍“记谱法”、“基础乐理”、“和声学”等西洋音乐理论知识和进行有关钢琴、提琴、古琴、琵琶、唱歌、昆曲等音乐表演技能的传授，并通过举办公开的讲座和短期音乐训练班等活动，更广泛地传播中外音乐知识；进行有关西洋音乐理论的介绍和翻译，介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以及关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整理和研究，并通过出版各种音乐书刊进行交流和推广新音乐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和进行了许多音乐创作活动和各种音乐演出活动；这些活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音乐社团组织有“北大音乐研究会”（北京）、“中华美育会”、（上海）、“北京爱美乐社”（北京）、“国乐改进社”（北京）和“大同乐会”（上海）等。特别是上海的“大同乐会”，从1920年发起组建到40年代，是这些音乐社团中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个民族音乐社团。“大同乐会”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民族音乐家，在挖掘、整理和推广我国的传统音乐以及在民族乐器的改革方面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尝试。
尽管这些音乐社团都是业余性质的，他们办社团的宗旨也基本接受了蔡元培提出的有关“美育”的主张，在当时对反对封建文化和旧思想的束缚，对推动新音乐的传播和促成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这些音乐社团就是我国早期的一批音乐“学校”。这些“学校”对于介绍、传授现代音乐知识技能，对于活跃城市知识分子的音乐生活和对于音乐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启蒙和奠基的作用。
图例67 北京大学管弦乐队合影
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我国早期的专业音乐学校和音乐科、系便逐步建立起来。如1920年 9月在北京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以及1920年成立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22年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等等。后来于1926年在北京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音乐系，上海美专的音乐系，上海艺术大学的音乐系以及1927年在上海建立的我国第一所规模比较大、制度比较健全的独立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等。这些音乐教育机构的办学内容和办学方针，基本因袭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但主要还是参照欧、美的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授西洋音乐的知识和技能为其主要教育内容。
在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中，“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为我国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是我国第一所专业的音乐院校。创办人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主持校政的是萧友梅。
萧友梅（1884——1940），字雪朋，号思鹤，广东中山县人，我国现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1910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唱歌，并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教育。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大学毕业后回国。1913年又赴德国，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后以论文《关于17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归国。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任教，并担任有关教学的行政领导工作。1927年北京各艺术学校被政府勒停办后，他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帮助，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音乐院——“国立音乐院”，并担任该院的代院长。
“国立音乐院”于1929年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一直担任该校校长。1940年病逝于上海。
图例6９ 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旧址
“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学制和课程设置，基本上仿照欧洲音乐院校的办学体制，其建院章程中提出了“输入世界音乐，整理我国国乐”的宗旨；到1928年秋，设预科、本科、专修科等。专业有理论作曲、钢琴、管弦乐器、声乐、国乐等。教师大多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音乐家。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除萧友梅外，黄自等人也为其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建立到1949年，历尽苍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培养了一大批专业音乐家，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乐教师，为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的倡议下，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吴玉章为院长，沙可夫、赵毅敏、周扬等先后任副院长。音乐系的主任先后由吕骥、冼星海担任。“延安鲁艺”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他们按照毛泽东题写的“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和“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在恶劣的战争条件中办学。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引下，课堂教学与深入群众、参加生产劳动相结合，创作、演出与开展群众音乐活动相结合，并在学习、收集民族民间音乐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逐步积累了适应在战争条件下进行专业办学的丰富经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全国的解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图例７０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桥儿沟教堂旧址
由于新式音乐社团的建立和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城市中音乐演出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如“北大音乐研究会”（即“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上海艺专”以及后来的“上海国立音专”等都曾先后组织过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尽管这些音乐会大多是综合性的，规模也不太大，但这些演出活动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提高和音乐创作的发展，是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的。其次，这时期各大中学校的音乐社团以及教会学校的“团契”等也进行了不少音乐演出。此外，上海租界的“工部局管弦乐队”也定期举行交响音乐会，外国的著名音乐家如克莱斯勒、海菲兹、加利库契、夏里亚宾等，也开始来我国进行演出。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文化开始逐步建立起来，我国专业的学校音乐教育也开始建立起来，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大中城市人民的音乐生活也比过去出现了显著、深刻的变化。
第三节 声乐创作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新篇章，我国歌曲创作也进入到崭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有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体裁形式多样，题材紧密围绕着我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不仅如此，在创作技法和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比较突出的有“城市小调”、“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少年儿童歌曲”和“合唱”等。现分作以下三个阶段，即1919年至30年代初，30年代初至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后三个阶段作以概要介绍。
1 城市小调
这一阶段初期出现了一部分“城市小调”和“艺术歌曲”，特别是为古诗词谱曲的歌曲从形式上还保留了我国古代“艺术歌曲”和“民歌”的痕迹，但在内容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上却和“五·四”精神结合得非常紧密。如《满江红》（宋·岳飞词，杨荫浏曲）、《苏武牧羊》（佚名曲）、《爱国男儿唱新春》（佚名曲）等。
本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把元时期流传为萨都刺词《满江红? 金陵怀古》配曲的曲调与南宋岳飞的《满江红》词相配合，成为一首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很广的“城市小调”。全曲由两大段组成，称为“上”、“下”片，“下片”的曲调基本是“上片”的反复，只第一句略有变化，称之为“换头”，是我国“词调音乐”中最典型的曲式结构之一。
谱例21 《满江红》
南宋·岳飞词 杨荫浏配歌
《苏武牧羊》也是产生在20年代的一首城市小调。传说其作者是北京的一位中学教师，也有说此曲是流传在关外的一首城市小调，据付景瑞先生考证，是流传辽宁盖州的城市小调，具体作者已不可考。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在其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中也认为是传自关外的城市小调。内容采自我国汉代爱国将领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囚禁，后来又被遣送到北海边牧放公羊，并说要等公羊生子后方能放他回朝。苏武不屈从威逼利诱，牧羊19年于“北海”，最后终于回到中原。歌词为长短句，音乐也仿照古代“词调音乐”作“上”、“下”片处理，除引子外，“上”、“下”片的曲调完全相同。此曲虽用古代题材，但在当时却明显地寄托了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精神，音乐具有明显的北方音乐风格，音调流畅，感情深切，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极广。
谱例22 《苏武牧羊》
2 群众歌曲
“五·四”前后，我国专业音乐创作队伍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歌曲创作基本延续了学堂乐歌填词的创作办法，出现了一部分反映当时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歌曲。
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闻名全国的总罢工，当时所唱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和“二·七惨案”后所唱的《京汉罢工歌》、北京长辛店工人唱的《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等歌曲，具有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节奏，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豪迈的气概和战斗精神。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学堂乐歌的曲调和一部分优秀歌曲的曲调又被填上新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如《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国民革命歌》以及用《孟姜女》填词的《五卅运动》等，在工农革命运动中发挥了战斗的作用，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工农革命运动高涨的情况。
谱例23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
这一时期，《国际歌》开始介绍到我国。1921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登载了被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歌词，1923年6月，瞿秋白把自己翻译的《国际歌》歌词和曲谱刊登于《新青年》第一期上，并做了热情介绍，从此，《国际歌》在中国流传。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一大批工农歌曲也以其战斗的风格出现在我国政治和音乐舞台上，这种具有战斗风格的歌曲的大量出现，为后来我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在音乐上提供了精神武器。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中，歌曲创作还是以填词为主，如《共产儿童团歌》就是一首用苏联歌曲填词的歌曲。这些填词歌曲通俗易唱，受到群众的欢迎，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谱例24 《共产儿童团歌》
根据苏联歌曲填词
我国现代专业音乐创作，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并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很好地继承了“学堂乐歌”传统，并在运用西洋作曲技法来创作具有“中国风格”音乐作品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其内容主要反映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进步要求。萧友梅、赵元任等人的创作可以说是这一方面早期代表。如《卿云歌》、《华夏歌》、《民本歌》、《五四纪念爱国歌》、《国民革命歌》、《从军歌》（萧友梅）；《卖布谣》、《织布》、《尽力中华》、《平民学校校歌》、《劳动歌》、《呜呼三月一十八》（赵元任）等。
《五四纪念爱国歌》是萧友梅于1924年“五·四”运动五周年纪念日时所创作的一首群众歌曲。这是一首结构单纯进行曲式的群众歌曲，节奏铿锵有力，音乐形象鲜明集中，创作手法简朴通俗，也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歌颂“五·四”爱国群众运动的歌曲。
谱例25《五四纪念爱国歌》
赵国钧词 萧友梅曲
赵元任的作品也反映了他这一时期反帝爱国的思想，他创作的《呜呼三月一十八》就是一首对北洋军阀在“3·18”惨案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表示了强烈愤慨的歌曲，表达了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
谱例26 《呜呼三月一十八》部分
刘半农词 肖友梅曲
萧友梅和赵元任的歌曲创作，改变了我国歌曲创作以填词为主的状况，开创了我国歌曲创作的新时代，把我国现代音乐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30年代前后开始，我国专业歌曲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一批新的、专门音乐创作和演唱（奏）人才相继出现，特别是“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专业院校的建立，为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和表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并为我国现代音乐的建设奠下了坚实基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31年爆发的“九 。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序幕，1932年，在“左翼作家联盟”的影响下，“左翼音乐家联盟”也随之成立。到1935年的“12.9”运动前后，“抗战歌曲”的数量逐渐增多。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我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国防文学”、“国防音乐”和“新音乐运动”口号下，纷纷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中，创作了数以万计的群众歌曲，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37年“七 .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抗战，我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纷纷拿起文艺武器，用实际行动参加抗战。这一时期，群众歌曲以其惊人的数量和鼓动精神出现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这些歌曲质朴、激越、浑厚、抒情、雄壮而豪放，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其创作数量和参加的人数在世界音乐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中国音乐史和世界音乐史上写下了不朽篇章。
这一时期的优秀歌曲有《热血歌》、《睡狮》（黄自）、《冲锋号》、《上前线》（陈洪）、《吊吴凇》（应尚能）、《抗日歌》（周淑安）、《民族战歌》（老志成）、《哀挽一位民族解放战士》（陈田鹤）、《长城谣》（刘雪庵）、《勇士骨》（陆华柏）、《歌八百壮士》（夏之秋）、《打长江》、《前进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保卫国土》、《战鼓在敲》、《洪波曲》、《芦沟问答》、《壮丁上前线》（张曙）、《抗敌歌》、《打回老家去》、《新四军东进曲（任光）、《马儿真正好》、《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麦新）、《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孟波）、《中华民族不会亡》、《武装保卫山西》、《毕业上前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吕骥）、《救亡进行曲》（孙慎）、《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郑律成）、《武装上前线》、《军民合作》（舒模）、《游击队歌》（贺绿汀）、《巷战歌》（陈田鹤）、《红缨枪》（向隅）、《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打倒汪精卫》、《热血》（冼星海）等。
黄自是我国最早创作抗日歌曲的作曲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两个月后，他就创作出了《抗日歌》（后改为《抗敌歌》），不久又创作了《旗正飘飘》（《抗敌歌》和《旗正飘飘》均属合唱歌曲）、《热血歌》等歌曲。他曾说：“现在我写抗敌歌曲，希望不久能再写庆祝抗战胜利的歌曲。”很可惜，在全面抗战暴发的第二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九一八》是黄自音乐创作中比较少见的一首带有民族风格的进行曲，其音乐也比较朴实，他在歌中号召要记住“九 .一八”血痕，国耻未雪，国民的责任未完。《热血歌》是他辞世前（1937）的最后作品，慷慨激昂的音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对抗日将士产生了很大影响。
谱例27 《九一八》
韦翰章词 黄自曲
谱例28 《热血歌》
韦翰章词 黄自曲
任光1936年创作的《打回老家去》也是一首抗战歌曲。这首歌曲在创作上一改他前期以抒情柔美见长的创作风格，以斩钉截铁的音调和一呼一应的乐句反复，形成了激愤的情绪和声讨气氛。
谱例29《打回老家去》
钢鸣词 任光曲
聂耳在抗战歌曲的创作中是一位高产的、百发百中的作曲家。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自卫歌》等进行曲形式的爱国歌曲的题材、内容都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并以强烈的热情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斗争热情以及他们对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曾极大鼓舞了各阶层的爱国民众，直到今天，这些歌曲仍然激励和鼓舞着我国人民，有着深刻的感人力量。由于聂耳的歌曲大多是电影和舞台剧插曲，所以我们放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和歌舞剧音乐中进行介绍。
麦新1937年创作的《大刀进行曲》，一开始就具有火山爆发般的力量。歌曲以其严谨的结构、富于动力的节奏和直率的情感以及粗犷的气势，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形象。歌曲发表时，开头原是一拍一个音，但在群众传唱中却变成了切分节奏，更增加了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曾鼓舞了千千万万抗日英雄去冲锋陷阵，成为抗战时期的一首具有强烈战斗气氛的歌曲。
谱例30 《大刀进行曲》
麦新词曲
诜星海的群众歌曲主要有《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路是我们开》等。这些作品以富有号召性、雄伟的进行曲为主，节奏鲜明，旋律宽阔并富有棱角性，具有独特个性和鲜明的形象。如星海从法国归国后所创作的第一首成功作品《救国军歌》，节奏坚定有力，曲调高昂明亮，是当时的抗日救亡歌咏集会上必唱的歌曲之一。
谱例31《救国军歌》
塞克词 星海曲
星海还创作了一部分抒情性与战斗性相结合的群众歌曲，作者通过抒情性的音乐和近似进行曲的节奏，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战斗生活的一些侧面以及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如《三八妇女节歌》、《打倒汪精卫》、《赞美新中国》、《做棉衣》等。
贺绿汀1937年底创作的《游击队歌》，是一首用有再现的二部曲式写成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作品曲调轻快流利，生动活泼，小军鼓用弹性节奏贯穿全曲，作者曾自述这首歌曲是先写成曲调后填词，但词曲结合浑然一体，统一中又富有变化，深刻地反映了战斗在敌后的抗日游击队员机智灵活、勇敢顽强地打击敌人，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作者曾把这首歌曲改编成四部合唱，在抗战时期乃至全国解放后广泛流传，是现代音乐史中一首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
谱例32 《游击队歌》
贺绿汀词曲
郑律成1939年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是作者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其中的一首男声二部合唱，作品采用不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集中地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和雄壮豪迈的军威，在解放战争中被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谱例33《八路军进行曲》
公木词 郑律成曲
进入到4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步步深入和胜利，我国的歌曲创作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阶段。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歌曲创作主要围绕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展开，出现了许多揭露性、讽刺性和战斗性的作品。而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歌曲创作则以直接反映解放区军民英勇抗战、进行土地改革和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为主，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歌颂党、歌颂领袖和歌颂人民的歌曲。这些歌曲题材、体裁多样，形式灵活，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和斗争。
谱例34《我为人民扛起枪》
丁洪词 一鸣曲
产生在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歌曲，如《提防鬼子来抢粮》（陈强）、《说打就打》、《战斗进行曲》、《坚决打它不留情》（邢也、劫夫词 劫夫曲）、 《打得好》（践耳）、《让地雷活起来》（张非）、《胜利鼓舞》（刘炽）、《团结就是力量》（卢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曹火星）《跟着共产党走》（王久鸣）、《说打就打》（庄映）、《战斗进行曲》（佩之）、《我为人民抗起枪》（一鸣）、《黄桥烧饼歌》（章枚）、《新中国青年进行曲》（丁辛）、《民主建国进行曲》（焕之）、《跟着共产党走》（曹火星）、《团结就是力量》（卢肃）、《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是民主青年》（马可）、《解放区的天》（陈志昂）、《将革命进行到底》（李尼）、《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刘行）等，反映解放区军民对敌斗争。
这些歌曲的音乐不仅表现了我国人民在对敌斗争中的坚定意志和坚强不屈的力量，更突出地反映了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斗争胜利的现实，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谱例35《咱们工人有力量》
马可词曲
谱例35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赵戈枫词 刘行曲
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具有揭露的和讽刺性歌曲也很有特点。比较重要的有《你这个坏东西》（舒模）、《古怪歌》（宋扬）、《五块钱》（费克）等，这些作品以漫画式笔调和隐喻的手法，对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嘲笑。这些歌曲的音乐，带有很强的民歌风格，曲调优美诙谐，形象生动，形式多样。
谱例36 《你这个怀东西》
舒 模词曲
在说唱性的叙事歌曲方面，费克的《茶馆小调》是一首很有特点的歌曲。这首歌曲对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压制民主的反动政治进行了很生动地揭露，并对当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苟安怕死的人进行了批评。这首歌曲在音调和形式结构方面，虽然没有像《晋察冀小姑娘》那样直接运用民间说唱形式，但在曲调与歌词的结合、节奏的处理以及运用旋律创造多种形象方面，可以说作者是广泛接受了民间说唱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把说唱的风格同民歌、群众歌曲的风格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体裁的表现力，加强了这种体裁的群众性和时代感。
谱例37 《茶馆小调》部分
长工词 费克曲
《跌倒算什么》（舒模、李凌）、《民主是那样》（孙慎）等歌曲则直率地对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及其所造成的恶果给予了无情地揭露和痛斥，表现了进步群众坚强不屈的斗志。这两首歌曲的旋律与歌词结合非常紧密，形式也短小紧凑，音乐风格朴素、爽直，并富于朗颂特点。
《山那边哟好地方》、《太阳一出满天红》等歌曲表现了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对解放区和新生活的向往。歌曲的曲调明朗乐观，流传也很广。其中《山那边哟好地方》用隐喻的手法，向人们揭示了生活在解放区的人们所过着的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
谱例38 《山那边哟好地方》
左弦词 菩萨曲
3 抒情歌曲和艺术歌曲
我国的抒情歌曲和艺术歌曲创作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抒情歌曲和艺术歌曲创作可以说是代表我国歌曲创作水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中，我国的作曲家在继承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光荣传统基础上，大胆采用西洋作曲技法，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仅结构复杂，有的作品还富于很强的戏剧效果，从各个侧面反映和抒发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内心世界和愿望。如《问》、《南飞之燕语》（萧友梅）、《卖布谣》、《织布》、《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微云》（赵元任）、《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青主）、《吊吴凇》（应尚能）、《采桑曲》、《山中》、《秋天的梦》（陈田鹤）、《九一八》、《玫瑰三愿》、《花非花》、《春思曲》、《思乡》、《南乡子》、《点绛唇》、《雨后西湖》、《西风的话》、《燕语》（黄自）、《春晚》、《静境》（江定仙）、《春夜洛城闻笛》、《飘零的落花》、《长城谣》、《红豆词》（刘雪庵）、《声声慢》（张肖虎）、《渔父词》、《玉门出塞歌》（李惟宁）、《梅娘曲》、《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聂耳）、《农夫苦》、《日落西山》、《丈夫去当兵》（张曙）、《月光光》、《渔光曲》、《采莲曲》、《采菱曲》（任光）、《春天里》、《秋水伊人》、《四季歌》、《嘉陵江上》（贺绿汀）、《松花江上》（张寒晖）、《延安颂》、《延水谣》（郑律成）、《江南三月》、《夜半歌声》、《莫提起》、《黄河之恋》、《战时催眠曲》（冼星海）、《晋察冀小姑娘》（赵洵）、《南泥湾》（马可）、《歌唱二小放牛郎》、《忘不了》（李劫夫）、《纺棉花》（莎莱）、《思乡曲》（夏之秋）、《柳条长》（赵启海）、《淡淡江南月》（汪逸秋）、《控诉》、《苦味之怀》（马思聪）、《别离》（谭小麟）、《别让它遭灾害》（董源）、《苦命的苗家》、《读书郎》（宋扬）、《农作舞曲》（庄严）等。
在抒情歌曲方面作出贡献的要首推萧友梅和赵元任。在萧友梅的歌曲创作中，《问》是他歌曲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作品是单一形象的乐段结构，旋律潇洒流畅，歌词所提出的一系列意味深长的人生问题，既有深邃的哲理性，又包含了作者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山河残破深沉的忧虑。无论是旋律的行进，还是尾声的沉吟，都把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表达了出来。
谱例39 《问》
易韦斋词 萧友梅曲
赵元任1926年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词）是一首反映“五 .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的潮流中知识青年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和歌颂以及要求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作品。
赵元任（1892——1982），字宜重，原籍江苏常洲，生于天津，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1907年至1910年就学于南京江南高等学堂。1910年秋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生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1915年又入哈佛大学，先后学习数学、物理、哲学和音乐。曾获康乃尔大学物理学士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教清华学校。次年赴美任教，后又去欧洲游历、进修。1925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1929年任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1938年秋又赴美讲学，后来加入美国国籍。先后任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教授。
在《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作品中，作者通过对“春、夏、秋、冬”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和四段歌词在音乐处理上所采取的分解变奏形式，特别是“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句“朗诵调”的处理和转调，以及所采用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加以变化的创作手法，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大胆新颖。
谱例40 《教我如何不想他》
刘半农词 赵元任曲
《卖布谣》、《织布》也是赵元任歌曲创作中具有抒情性的歌曲，作者以其质朴的歌谣体，叙说了洋货畅销而导致了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反映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理。不仅如此，在词曲、声韵的配合以及在旋律的民族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作者在语言学和作曲等方面的才华，是我国早期优秀作品。
到30年代前后，我国抒情歌曲和艺术歌曲的创作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许多作曲家在这一领域里辛勤创作和耕耘，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也造就了一批著名作曲家。在众多作曲家中，黄自的抒情歌曲和艺术歌曲创作其成就和影响都比较大。
黄自（1904——1938）江苏沙川（今属上海）人，我国现代作曲家，音乐教育家。1911年在上海入小学。1916年入清华学校，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队、合唱队等音乐活动。1924年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生赴美国留学，入欧柏林大学学心理学。1926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继续留校学习音乐理论、作曲和钢琴。1928年转入耶鲁大学攻读音乐。1929年创作交响序曲《怀旧》，获音乐学士学位，同年经欧洲回国。先后在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和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并兼任教务主任，是我国最早全面系统地传授专业作曲技术理论的音乐教育家，为我国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音乐家。
黄自在教学之余进行了大量的创作活动。他的音乐创作，题材、体裁比较广泛，作品的风格典雅精致，旋律简洁流畅，结构工整严谨，并在创作中对音乐的民族风格进行了许多有益地探索。在进行创作的同时，他还集中精力进行理论研究活动。1937年，他辞去教务主任职务，集中精力进行《音乐史》和《和声学》两部教材的编写工作，均未完成，于1938年5月9日病逝于上海。
“艺术歌曲”可以说是黄自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种体裁，也是最能够代表他创作风格和成就的一个方面。他创作的《春思曲》、《思乡》、《玫瑰三愿》、《西风的话》、《雨后西湖》和《燕语》等作品，设计精心，注意发挥演唱技巧，在对伴奏的运用和对和声的处理等方面，也都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
图例７２ 黄自画像
谱例41 《玫瑰三愿》
龙七词 黄自曲
《玫瑰三愿》、《春思曲》、《思乡》是黄自专为音乐会演唱而创作的艺术歌曲。《玫瑰三愿》曲调优美细腻，直抒胸意；而在《春思曲》和《思乡》中，黄自则巧妙地运用了钢琴伴奏对声乐部分进行补充，特别是在《玫瑰三愿》的伴奏中加进了一把小提琴，别具一格，这两首作品的钢琴伴奏本身就是两首很成功的钢琴曲。
张曙也是30年代一位著名作曲家，他所创作的《日落西山》、《丈夫去当兵》是在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抒情歌曲。
张曙（1909——1938）原名张恩袭，安徽歙县人，我国现代作曲家。1926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1928年改为南国艺术学院）音乐科。曾参加由田汉领导的“南国社”；1929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修声乐。1930年曾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后，继续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1938年同冼星海等共同参加了由郭沫若主持的国民革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同年9月在日寇飞机轰炸中牺牲于桂林。
张曙于1927年开始音乐创作，一生共创作了二百多首歌曲，现存有八十余首，其中的《保卫国土》、《芦沟问答》、《丈夫去当兵》、《壮丁上前线》、《日落西山》、《赶豺狼》、《洪波曲》等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丈夫去当兵》（老舍词）创作于1938年，这是一首多段结构的长篇叙事歌曲，音乐吸取了民间音乐曲调，并借鉴了民间说唱在语言等方面的处理手法，音乐语言通俗易懂，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爱国妇女的形象，是当时最受群众喜爱的抒情歌曲之一。
谱例42 《丈夫去当兵》
老舍词 张曙曲
抒情歌曲创作是显露星海在创造旋律方面突出才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他通过这些抒情歌曲创作，真挚地倾诉了自己对人民的热爱、对革命斗争的关切和他对生活、时代的深刻感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莫提起》、《夜半歌声》、《黄河之恋》、《战时催眠曲》、《江南三月》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数是为舞台剧或电影所写的插曲，其形式结构较复杂，并具有悠长、宽广、热情、奔放的旋律和舒展和缓的节奏，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抒情风格。 除了《江南三月》、《做棉衣》等作品外，冼星海还特别注意民族风格的创作，使这些歌曲内在、含蓄。此外，《梁红玉》是他努力学习民间说唱音乐并大胆运用到创作中的一首比较突出的作品。
在抒情歌曲方面，像汪秋逸的《淡淡江南月》、赵启海的《柳条长》、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刘雪庵的《长城谣》、陆华柏的《故乡》、贺绿汀的《嘉陵江上》、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赵元任的《老天爷》等也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作于1936年11月，带有尾声的二部曲式和倾诉性的音调，倾诉了流落到西北的东北军和人民对家乡的留念和对日寇侵占家乡的愤恨，整个作品抒情中有悲痛，悲痛中又含有强烈的抗争力量，很快传遍全国，并被刘雪庵编入“流亡三部曲”中，是抗战歌曲中一首不朽的作品。
谱例43《松花江上》
张寒晖词曲
《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是贺绿汀于1939年创作的一首具有抒情和戏剧色彩的独唱歌曲。歌词是散文体，具有节奏自由，旋律口语化，结构不方整，音乐接近朗诵风格的特点，也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中不可多得的一首艺术歌曲。
谱例44《嘉陵江上》
端木蕻良词 贺绿汀曲
赵元任1942年用明末同名民谣作为歌词创作的艺术歌曲《老天爷》，是一首具有战斗性风格的作品，作者根据歌词的语言特点，采用我国北方大鼓的说唱风格，曲调自然流畅而富有变化，民族风格极强，在后来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成为一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抒发人民内心苦闷和不满的歌曲。
谱例45《老天爷》
明末民谣 赵元任曲
产生在解放区的《延安颂》（郑律成）、《南泥湾》（马可）等抒情歌曲，在音乐语言和音乐形式上，民族特点和生活气息都更鲜明，感情更朴实，形象与群众生活也更加接近。
谱例46《南泥湾》
贺敬之词 马可曲
谱例47《延安颂》
莫耶词 郑律成曲
此外，像宋扬的《苦命的苗家》、《读书郎》，庄严的《农作舞曲》等，也曾受到群众广泛欢迎。
在我国现代艺术歌曲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品以古人的诗词作为题材，这些作品都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原诗的含义，并通过音乐给予生动、具体的形象刻划。在诗词的韵律与曲调的处理方面，这些作品都有细致考虑和处理。其中以周淑安的《纺纱歌》（明·裴彼词）、黄自的《点绛唇》（宋·王灼词）、《南乡子》（宋·辛弃疾词）、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词）、《大江东去》（宋·苏轼词）等尤为突出。
《点绛唇》音乐充满了宽广的气势、明朗乐观的情绪，是一首具有浪漫主义气息和一定民族风格的独唱歌曲。
谱例48 《点绛唇》前半部分
（宋）王灼词 黄自曲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音乐则充满了豪壮的气魄和澎湃的热情，是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抒情歌曲。
《大江东去》是青主1920年寄寓德国友人家中时谱写的一首艺术歌曲。作品采用传统的德、奥艺术歌曲格式，用“朗诵调”和“咏叹调”的手法并结合我国古诗词“吟”、“诵”等特点写成，旋律豪放坚毅，钢琴伴奏跌宕起伏，加上曲中大、小调式的交替，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色彩，把大词人苏轼原词的意境淋漓尽致表达出来；而《我住长江头》歌调悠长，富有激情，钢琴伴奏以流动的江水般音型贯穿全曲，特别有意义的是作者打破了“卜算子”词牌双调上、下两阕一般应取平行反复结构的惯例，而单把下阕反复了三次，并且一次比一次激动，最后在高音区的ff结束全曲，新颖独特，不仅突出了原词的思念之情，其激情和所产生的情感力量是一般情歌所不能及的。
谱例49《大江东去》
（宋）苏轼词 青主曲
此外像刘雪庵的《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词）、《红豆词》（清·曹雪芹词）、李惟宁的《夜思》（唐·李白词）、张肖虎的《声声慢》（宋·李清照词）、冼星海的《别情》（宋·吕本中词）、《杨柳枝词》（宋·朱希真词）、郑志声的《满江红》（宋·岳飞词）、谭小麟的《彭浪叽》（宋·朱希真词）等也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谱例50 《红豆词》
（清）曹雪芹词 刘雪庵曲
民歌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创作的源泉。在这一时期，我国部分音乐家开始注意对民歌进行学习和研究，如1939年3月“鲁艺”在延安正式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后来在各抗日根据地也相应成立了“民间研究会”的分会。“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和各分会曾对大量的民歌、小调和民间歌舞进行加工、改编，产生了《边区十唱》（张寒晖编曲）、《拥军花鼓》（安波）、《军民大生产》（陇东民歌，张寒晖词）、《妇女自由歌》（阮章竞编曲）等；
谱例51 《妇女自由歌》
山西民歌 阮章竞填词
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山歌社”，在这一时期也对一部分民歌进行了创造性地技术加工，出版了《中国民歌选》等民歌集。这些工作对探索歌曲创作的民族化方面作出了初步尝试，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宝藏进行了高层次地建设。其中有些作品如《康定情歌》（江定仙编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词曲）、《绣荷包》（谢功成编曲）等，不仅受到当时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和欢迎，还被作为音乐会的演唱曲目经常演出，成为我国音乐百花园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谱例52《在那遥远的地方》
王洛宾词曲 陈田鹤配伴奏
谱例53 《康定情歌》
江定仙编曲
4 少年儿童歌曲
我国少年儿童歌曲创作在以填词为主的“学堂乐歌”时期就有了很好的基础，虽然在中国现代社会特殊的历史情况和条件下，少年儿童歌曲创作数量与群众歌曲相比还显得非常薄弱，但也创作出一部分优秀的作品。如聂耳的《卖报歌》、《小野猫》、《雪花飞》；麦新的《马儿真正好》、《勇敢的小娃娃》、《儿童哨》；冼星海的《只怕不抵抗》、《谁来跟我玩》、《祖国的孩子们》；吕骥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贺绿汀的《谁说我们年纪小》；沙梅的《小朋友》和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等。
聂耳的《卖报歌》作于1933年，作品通过跳跃的节奏和活泼的音调，生动地勾画出卖报儿童天真可爱的形象，反映了作者对生活在旧中国儿童的同情和对新生活必将到来充满了信心。作品的篇幅虽然短小，但在艺术上的成功和在社会上的影响上却是20世纪我国儿童歌曲创作中的一部精品。
谱例54《卖报歌》
安娥词 聂耳曲
星海的儿童歌曲，如《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谁来和我们玩》等也都为广大孩子们所喜爱，这些歌曲鲜明地反映了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我国少年儿童天真、活泼、勇敢、爱国的精神面貌和对斗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音乐也轻松活泼，非常富于儿童特点，受到广大儿童的喜爱。
谱例55 《只怕不抵抗》
麦新词 冼星海曲
谱例56 《歌唱二小放牛郎》
方冰词 劫夫曲
5 合唱音乐
我国的合唱音乐继李叔同创作了《春游》之后，在20年代初就有了一定发展。比较有成就的作品有《别校辞》、《春江花月夜》（萧友梅）；《海韵》（赵元任）等；进入30年代后，一批专业作曲家在这一领域里进行了创作探索，并结合我国当时的历史情况创作出了《抗敌歌》、《旗正飘飘》（黄自）、《歌八百壮士》（夏之秋）、《上前线》（陈洪）、《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牺盟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冼星海）、《垦春泥》（贺绿汀）、《为了祖国的缘故》（江定仙）、《抗战到底》（李维宁）、《吕梁山大合唱》（马可）、《八路军大合唱）（郑律成）、《七月里在边区》（安波等）、《工人大合唱》（刘炽）、《淮海战役组歌》（沈亚威等）、《岁寒曲》（费克）、《南洋伯返唐山》（李凌）、《凤凰涅盘》（吕骥）、《民主大合唱》、《春天大合唱》、《祖国大合唱》（马思聪）等。
萧友梅创作的《别校辞》、《春江花夜月》是20年代比较早出现的两首优秀合唱作品，虽然这两部作品是肖友梅针对当时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合唱作品缺乏中国风格作品而写，对合唱这一创作形式进行了有益探索。
赵元任于1927年创作的《海韵》是一首大型的合唱音乐作品，这首作品描写了一位渴望自由的少女，不怕大风浪威胁，不愿回家过平淡生活，最后被滚滚波涛所吞没。作者以生动的笔调描绘了这位美丽勇敢的少女动人形象，歌颂了她那种酷爱自由的无畏精神，同时对少女的牺牲又寄予了深切同情。在音乐创作上，作者有意识通过独唱、钢琴伴奏和合唱，来表现“少女”、“大海”和“诗翁”这个三个不同形象，并在创作中对这三个形象都以不同的“主导主题”作为基础，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些主题也逐渐得到各自的展开，整个作品结构严谨，音乐发展很有层次。此外，对于合唱的运用，对于和声和钢琴伴奏的处理，作者都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虑和安排，是现代音乐史中一部优秀的合唱作品。
谱例57《海韵》
徐志摩词 赵元任曲
黄自于1931年创作的《抗敌歌》和1932年创作的《旗正飘飘》（均韦翰章词）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创作的抗日合唱歌曲。《抗敌歌》原名《抗日歌》，是黄自于“九?一八”爆发两个月后带领学生到浦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时创作的合唱作品，由于国民党政府禁言“抗日”而改名《抗敌歌》。作品采用了四部合唱形式，音乐雄壮激昂、形象鲜明生动，具有激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浑厚的气势，反映了在“强虏入寇逞凶暴”的危急关头，我国人民群众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同仇敌忾，坚决要求反抗日寇入侵的爱国热情。作品用单二段曲式的进行曲写成，第一段的合唱采用主调写法，音乐雄壮有力，气势磅礴；第二段开始时的合唱改用模仿复调写法，造成一呼百应的效果，表达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齐心卫国的坚定意志，特别是“努力杀敌把国保”一句，出现破格的旋律进行，形成了全曲的高潮。结尾的“拼将头颅为国抛”表达了我国人民奋起抗争的决心。
谱例58《抗敌歌》
黄自、韦翰章词 黄自曲
《旗正飘飘》创作于1932年，被刊登在音乐艺文社的《音乐杂志》第一期（1934年1月）。这是黄自继《抗敌歌》之后又一首具有较高水平的合唱曲。全曲以回旋曲式写成。进行曲风格的主部采用小调式，铿锵有力中又显得有些苍劲悲壮；而作品中的两个插部在写法上都是一唱一和的领合形式。黄自充分发挥了回旋曲式反复出现的主部使作品的中心得到强调，富有创造性。作品中的“国亡家破，祸在眉梢”一句悲愤，而“快奋起，快团结”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具有“号召性”，开抗日救亡歌曲创作带有“呐喊”音调之先河，对后来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歌曲创作，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旗正飘飘》于1934年9月被“大长城影片公司”拍摄的有声故事片《还我山河》采用为插曲，抗战前后常在一些音乐会中演出。
《歌八百壮士》是夏之秋根据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驻沪的中国军队第２６８旅524团一营452名战士（当时号称“八百”）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守卫上海四行仓库，掩护大部队撤退。在一面临水三面环敌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四昼夜，击退日军六次围攻后退入公共租界，被称为“八百壮士”孤军奋战的史实，创作的四部混声合唱。作品采用带再现的三部曲式，歌颂了抗日将士英勇抗击日寇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歌中反复唱出的“中国不会亡”，表达了我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和意志。
谱例59 《歌八百壮士》
桂涛声词 夏之秋曲
在30年代的合唱作品中，星海创作的《在太行山上》和四部大型合唱作品——《生产大合唱》（塞克词）、《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牺盟大合唱》和《九一八大合唱》等格外引人瞩目，这四部大合唱不仅以其真挚的情感反映了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开创了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合唱创作之先河，对我国后来的合唱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冼星海（1905——1945），原籍广东番禺，我国现代作曲家。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渔工家庭。他自幼酷爱音乐。1918年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后升入大学），参加乐队演出，并担任指挥。1926年进入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选习小提琴。1928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张曙、田汉等，并参加了“南国社”。1929年被迫退学。1930年春到达法国，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先后随从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Paul Oberdoeffer）、加隆（NoelGeallon)等学习小提琴，从作曲家丹第（V .Dlnay ）、杜卡（paul Dukas）等学理论作曲，并考入了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在巴黎学习期间，冼星海以其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35年完成了学业。1935年夏结业后，绕道欧洲、非洲等地返回祖国。
回国后，他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业余合唱团”、“歌曲研究会”等进步音乐组织的活动，并开始创作救亡歌曲。
全面抗战爆发后，星海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奔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春应邀到达武汉，在由郭沫若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主任科员，与张曙共同负责音乐工作，主持领导和推动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938年10月接受了延安“鲁艺”的邀请，应聘赴延安，任教鲁迅艺术学院，次年任音乐系主任。1939年 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星海接受***中央交给的任务，到苏联为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而离开延安，取道西安、兰州、新疆，年底抵达苏联莫斯科。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取道蒙古回国，因边境受阻，被迫返回乌兰巴托。1942年底到达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基本定居在阿拉木图和库斯坦那依。1945年10月30日，不幸病逝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
《在太行山上》 是星海于1938年7月为战斗在山西的游击队而创作的一首具有抒情性和战斗性相结合的合唱曲。全曲采用复二部曲式结构。第一部分的第一段旋律宽广抒情，回响式的二声部造成歌声在群山中回荡的效果；第二段的曲调采用主调织体，气势豪壮，表现了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合唱的第二段采用行进性的曲调，节奏铿锵有力并具有弹性，刻画了游击健儿机智勇敢，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的形象；全曲的高潮处旋律在高音上以切分节奏唱出，表现了游击队员坚决消灭侵略者的决心和气概。
谱例60《在太行山上》
桂涛声词 冼星海曲
完成于1939年3月的《生产运动大合唱》是星海为响应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生产运动”号召而创作的实际上是一部有人物、有布景、有简单情节的大型歌舞活报剧。作者通过对几个劳动生活场面刻画，反映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全曲共分四个部分：《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丰收》。整个作品的音乐主要建立在民歌及民间歌舞音乐基础上，并且加入了一些对农村情景造型性描绘，以其清新明朗的风格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其中的《二月里来》、《酸枣刺》两曲，后来常常被单独演唱。这是星海第一次有意识地将民族的音调和某些表演形式与传统西洋大型声乐体裁相结合而创作的作品。
《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完成于1939年3月21日，1941年在苏联进行了重新整理和修订，是现代中国音乐史中一部“里程碑”式的合唱作品。这部作品以黄河为背景，热情地歌颂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祖国，歌颂了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描述了抗日战争前后黄河两岸人民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痛诉了日寇的残暴和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并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报，最后又以惊人的笔墨勾画出一幅幅人民群众纷纷起来保卫祖国，反抗日寇侵略的壮丽情景。作品自始至终围绕着表现中华民族解放斗争这一主题展开，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雄伟浑厚的气魄。
虽然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仅用了六天时间，但这部大合唱却是他音乐创作中最为杰出的、在国内外产生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全曲由9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的开始均有配乐朗颂，形成了整个作品在内容上的高度统一性。9个乐章的音乐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相互之间无论在内容上、形象上以及表演形式上的对比都非常鲜明。
《黄河大合唱》的9个乐章分别是：①《序曲》（乐队）；②《黄河船夫曲》（合唱）；③《黄河颂》（男声独唱）；④《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⑤《黄水谣》（女声合唱）；⑥《河边对口唱》（对唱、合唱）；⑦《黄河怨》（女声独唱）；⑧《保卫黄河》（齐唱、轮唱）；⑨《怒吼吧，黄河》（合唱）。
在音乐布局上，作品通过《序曲》呈示基本主题，首尾合唱呼应，中间各乐章交替发展和末乐章的总结概括，在音乐上形成了统一。作品基本建立在三个主导动机上：《黄河船夫曲》的主导动机（象征着斗争和力量）；《黄水谣》的主导动机（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宽广崇高和自由奔放）和《怒吼吧，黄河》的主导动机（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图例７3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封面及曲谱手稿（封面由冼星海设计）
谱例70 《黄河》的三个“基本主题”
转摘自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图例76 1939年5月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谱例62《怒吼吧，黄河》
光未然词 冼星海曲
在民族风格方面，《黄河大合唱》在引用了民间曲调（如《黄河船夫曲》）的同时，创造了许多富有民族特点的旋律，如《黄水谣》、《河边对唱》、《保卫黄河》等，整个作品简练明快，通俗易解。与此同时，作者还成功地运用了富于辩证的交响性发展原则，丰富的合唱手法运用与交响性乐队的发挥，使全曲气势宏伟，成功地塑造了中华民族能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星海的另一部大合唱是《九一八大合唱》，写于1939年9月。这是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周年而创作的叙事性大合唱，作品采用交响性和回旋曲的形式和结构，由5个乐章构成,抒发了他对人民的斗争，对东北“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胜利的欢欣，全曲以两个相互对比的主题形象连贯着：一个主题充满兴奋、欢乐、活跃的情绪，象征着人民坚强的抗战意志和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另一个主题充满着深沉、痛苦、怀念情绪，象征着沦陷区内处于敌人蹂躏下受难同胞的痛苦以及全国人民对他们的怀念和关切。
总之，星海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创造了富于战斗性的、新的音乐形式，创造了具有真正民族气派又富于时代特征的大合唱形式。由于这部作品高度概括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深刻地反映当时的时代生活和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其在艺术上的创新与成功，使这部合唱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部最受欢迎的大型合唱音乐作品，并为我国现代大型合唱音乐的创作提供了光辉典范。
在大型音乐体裁方面，安波、马可、刘炽、张鲁、关鹤童集体创作的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此外，由沈亚威、张锐等人集体创作的《淮海战战役组歌》也比较突出。这部组歌由11首可以独立演唱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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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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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展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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