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美术概况

（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秦代美术


中国秦汉时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与巩固时期。美术被统治者作为表彰功臣、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获得巨大发展。近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秦代美术作品，从陕西凤翔、长安、临潼等地出土的动物纹瓦当和射猎、卫士、宴饮纹画像砖，咸阳秦宫遗址出土的人物车马壁画及画像砖等可见当时建筑艺术已讲究华丽的装饰。湖北云梦与江陵秦墓出土的勇士刺豹纹铜镜、鸟鱼纹漆盂及舞乐相扑纹漆梳篦也显示秦代工艺美术的特色。临潼秦俑坑出土数千件排列有序、形体高大的陶塑兵马俑，近年又从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铜车马，兵马都雄健昂扬，人物神情生动。是秦代雕塑艺术与冶铸技术取得高度成就的光辉例证。
开创先河的秦代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政策，对混乱的六国文字进行改革，制定了统一的字体，这就是秦篆（即小篆）。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其结构方正舒展，线条细圆，转折处化圆为方，神态质朴平实。据说，规范秦篆形式的是秦朝丞相李斯。秦篆遗存至今的有秦始皇巡视各地留下的《琅琊刻石》、《秦山》等残石。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汉代美术


汉代绘画　　

汉代宫廷壁画兴盛，西汉在未央宫承明殿绘「进善旌」、「獬豸木」。鲁恭王(刘馀)兴在灵光殿「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汉宣帝甘露三年(51BC)在麒麟阁绘霍光等功臣像。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58∼75)在南宫云台画开国功臣图(即云台二十八将)。这些画迹已无留存，但从考古发现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绘画成就。长沙马王堆和临沂金雀山的西汉帛画表现了墓主在世时的生活及死後祈求升天的情景。形象准确，线条娴熟，显示了汉初绘画的卓越技艺。汉墓壁画发现较多。洛阳烧沟61号墓、卜千秋墓及传出洛阳八里台的空心砖壁画墓均属於西汉晚期，壁画内容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引魂升仙、驱鬼避邪、日月星象等；山西平陆与陕西千阳的汉墓壁画，绘庄园坞壁及天象四神，约当新莽时期。河北望都与安平、河南洛阳与密县、山东梁山、辽宁辽阳与金县、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的东汉壁画墓绘车骑出行、宴饮祭祀、乐舞百戏、孝子烈女等内容。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

　　西汉晚期出现用画像石营造的墓室及享祠；东汉此风尤甚。出土画像石最多的是山东、苏北、豫南、陕北、晋西、四川等地。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是昭帝元凤年间的沂水鲍宅山凤凰画像石；唐河湖阳天凤五年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古墓结构宏伟，雕刻丰富。东汉时期以肥城欒镇村建初八年画像石，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与嘉祥武家林武氏祠，及南阳杨官寺、唐河针织厂、绥德王得元墓、襄城茨沟、山东安丘与沂南、徐州茅山、成都扬子山一号墓等出土的画像石较为重要。画像砖以河南、四川出土最多，皆为筑墓预制件。洛阳、郑州等地出土西汉画像空心砖，模印著门阙卫士、车骑狩猎、主宾揖见、舞乐百戏、禽兽嘉树、神话人物及几何图案等画面，形象雄浑简练。成都、德阳等地出土的东汉方形画像砖反映生产、生活的画面较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汉代雕刻

西汉初年，匈奴经常南下烧杀抢掠，汉高祖刘邦率兵征讨，竟差点被匈奴俘虏。汉武帝时，出了一位抗击匈奴的年轻名将霍去病，他从18岁起随大将卫青出击匈奴，先后6次击败匈奴军，为西汉解除北方边患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的是他24岁时便英年早逝。他去世后葬于茂陵，其墓设计成林木葱葱、怪石横卧的山形，象征霍去病建立功勋的祁连山。一些用巨石雕刻得古朴浑厚、似是而非的动物石刻《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怪兽吃羊》、《野猪》等置放其中，营造出茫茫祁连山林中野兽出没的幻觉，表现出霍去病建立功勋的艰难和非凡武功。

《马踏匈奴》高1.68米，长1.90米，运用寓意和象征的手法，以战马足踏垂死挣扎的匈奴败将概括出整个雕塑群。它由巨石雕凿而成，是一件浮雕，线刻兼施的圆雕，突出了表现对象的主要特征，形象生动，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纪念碑式的石雕巨作。

咸阳石桥与山西安邑的西汉石虎具有与霍去病墓石雕相似的风格。东汉的大型石刻人像有登封中岳庙前及曲阜汉乐安太守墓前的石翁仲、四川灌县出土的李冰石像等。雅安高颐墓和南阳宗资墓前的石天录；洛阳伊川、孙旗屯及咸阳沈家村出土的石避邪，昂首雄视，豪迈挺拔，标志著雕刻技艺益趋成熟。咸阳杨家湾西汉早期墓出土的大批将士、骑士俑轩昂肃穆；河南孟津及西安出土的西汉彩绘舞女俑与女坐俑形貌娟秀。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陶俑盘和洛阳烧沟储运站第14号墓出土的东汉乐舞俑群，把高超的演技与欢乐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说唱俑把兴会淋漓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大陶马、辉县出土的东汉陶羊和陶狗，造型也很生动。此外，咸阳出土的西汉羽人骑天马玉雕，满城西汉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二虎搏猪及俘获铜扣饰，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行空天马等亦为匠心独具、造型别致的雕铸珍品。汉代在陶瓷、丝织等工艺方面也获得了高度成就。


隶书大盛的汉代书法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426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

由于篆书书写较慢，因此，在篆书作为官方文字通行的同时，一些民间写工将之简化。到了汉代，简写的篆书字体趋于扁平，并有波笔捺脚，由于这种字体是奴隶写工创造的，故称为隶书。汉代碑刻盛行，遗存至今的隶书刻石非常多，风格也非常多样，雄浑古朴的有《张迁碑》等，飘逸秀美的有《曹全碑》等，遒劲凝练的有《礼器碑》等，奇纵恣肆的有《石门颂》等。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主要作品介绍：

1）马王堆帛书 秦代末期和西汉初期的墨书手迹。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左图)和乙本(右图)等，它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使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所谓西汉无隶书，西汉无分书等说法不攻自破。《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2）西狭颂 汉代隶书。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篆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又名《惠安西表》。建宁四年 (公元171年)六月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此石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

3）埔阁颂 汉代隶书摩崖。全称《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埔阁颂》，与《西狭颂》为姊妹篇，建宁五年(公元 172年)二月刻，在陕西略阳县白崖。此石字体多含篆书意味，笔画圆润，波磔不大明显，但字形结体多取横势，方折突出，章法茂密，风格古朴中含沉郁，所以清代万经曾说字样险怪，下笔粗钝，而康有为评云：“吾尝爱《埔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广艺舟双楫·本汉》，可见此石对后代书坛的影响。

4）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碑刻。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力气雄健 。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书家所称道。

5）鲜于璜碑　汉代隶书。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此碑结字宽扁丰厚，整齐划一，用笔瘦硬有力，骨肉雄浑，棱角之处方笔森挺，可谓斩钉截铁，已开北魏切笔之先河，但不失秀俊。整幅气势浑穆刚劲，有茂密丰伟之感，近《张迁碑》，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品。

6）礼器碑 汉代隶书。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公元 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翁方纲夸为汉隶中第一。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7）曹全碑 汉代隶书。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 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 ，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 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8）华山碑 汉代隶书。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 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刘熙载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艺概》)

9）史晨碑　东汉隶书。碑体两面刻字，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史晨飨孔庙碑》。灵帝二年（公元169年）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书法工整，造型丰美多姿，波挑神采飞逸，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而气韵灵动，蕴藉跌宕，笔法笔意二者俱全。清代万经《分隶偶存》中评论说：“修饬紧密，矩度森严，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在卒吏 (乙瑛碑) 、韩敕 (礼器碑)之右。”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10）乙瑛碑　汉代隶书。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永兴元年(公元153年) 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尤其燕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以为：“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11）石门颂　汉代大型隶书摩崖石刻。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48年)刻。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今人祝嘉论此石刻曾说：“石门巧多于拙，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布置巧妙，错综变化。”

12）衡方碑 汉代隶书。 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立，原在山东汶上县，清雍正八年(公元 1730年)汶水泛决，碑陷，后邑人重立，今在山东泰安岱庙。此碑字体方拙朴实 ，以拙取胜，间架稳实厚重，如虎卧阕下。笔画端正粗壮。笔笔如磐石，折角棱条分明， 有严峻之态。章法行密字满，于平正之中存欹斜之变。翁方纲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 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两汉金石记》)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隶书即源于此。


秦汉时期的漆画

漆画指古代彩绘漆器上的装饰画，并非泛指一般的“髹漆工艺”。漆画历史悠久，有着与壁画、帛画不同的表现技法。它虽不能和今天的“油画”相提并论，但漆画艺术中应用油漆的方法很重要。长沙出土的漆器很丰富，马王堆一号墓出上了180多件漆画，三号墓出上了316件；近五十年来，从湖北、长沙、四川、贵州、江苏、安徽、甘肃、新疆、陕西、浙江、山东、河北、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等地均发现了丰富多采的汉代漆器。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墓出土了一件西汉漆龟盾，正面画一种人和一神兽。神人作人首，人身。禽足眼、口、鼻，结构均很清楚，身着十字花纹的宽袖上衣和长裤。怪兽昂首曲身，伸开两足，与神人同一方向，奔走欲飞。龟盾背面，画两个相向而立的人物，亦身穿十字花纹的宽抽上衣和长裤，腰束带，足穿鞋右一人身佩长剑，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就漆绘艺术而言，漆器的漆绘既有装饰性抽象化的动植物纹样，也有有写实性的情景绘画。漆绘内容多与器物造型紧密配合。漆器的彩绘风格主要是线条画与平涂画相结合，这种画法可能是从青铜器上冶铸的平块花纹和线条纹饰发展而来的。由于当时彩绘的工具是毛笔，因此漆器上的彩绘线条显得比较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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