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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美术概况

        作者:核实中..2009-11-06 15:01:40 来源:网络

        (公元581年—917年)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同其他国家的交流频繁,文化艺术获得高度发展,名家辈出,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韩幹、张萱、周昉、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都是令后人仰慕的巨匠。隋唐的人物画继承汉魏传统,重视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山水画分流出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两大体系,并产生出不同的地域风格;花鸟画创立了工笔设色和水墨淡彩等多种表现方法;书法艺术以唐朝的楷书、草书成就最为突出。此外,雄伟的唐代雕塑,绚丽的宗教绘画也体现出伟岸的大国风度。


        唐代的绘画


        开青绿山水之源的展子虔

        展子虔(约550—604),渤海(今山东阳信)人,擅画山水、人物,被称为“唐画之祖”。

        传为隋代展子虔画的《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山水画卷,该画用鸟瞰方式把湖光山色统一在有限的画面里。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山峦起伏、新绿成荫、春波荡漾的大自然中,游人或放马、或伫立、或泛舟、或漫步,尽情地享受春天的快乐。

        隋代以前,山水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的。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动乱时代,老庄回归自然的思想比较流行,许多文人学士都归隐山林,从而产生了一批田园诗人和山水画家。南北朝时期的宗炳曾写过一篇专门论山水画的文章《画山水序》,但在早期的山水画中,由于没有解决透视问题,比例不协调一直是个问题。这幅画描绘的对象在比例处理上较为合理,有“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之评,与以前“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景观大为不同,标志着中国山水画己从作为人物配景的稚拙阶段进入到成熟时期。

        展子虔的山水画为唐代李思训父子所承,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极为巨大。

        以表现政治题材为主的阎立本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重视以绘画作为工具来维护政权。当时的大画家阎立本在唐太宗的旨令下,画过《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职责图》、《历代帝王图》、《步辇图》等主要反映唐太宗政治生涯的作品。

        深得唐太宗欣赏的阎立本官至右相,他与当时战功赫赫的左相姜恪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称。他的画主要继承和发展了魏隋以来张僧繇、郑法士的优秀传统,重视人物精神的表现。据说他起初看到张僧繇的画时,认为张僧繇是虚得其名,再去看,称赞张僧繇是近代好手,第三次去看,竟坐卧观赏,十多天都不舍得离去。阎立本用笔一变顾恺之“春蚕吐丝”的描法,是一种比较浑厚坚实的“铁线描”,用色吸收了六朝盛行的晕染法,能成功地表现对象的质感和厚度。

        阎立本的《步辇图》画的是唐太宗接见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景。画面上,唐太宗气宇轩昂,威严地坐在宫女抬的辇乘上,高兴地对礼官陪同的禄东赞讲着什么,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禄东赞则谦恭地听着,整个画面气氛融洽,彼此的身份、态度和情绪都描绘得很真实。这幅反映汉藏通婚事件的作品是一幅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团结的重要历史画卷。

        大小李与“青绿山水”

        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唐代宗室大小将军李思训父子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他们师承展子虔“有钩无皴,重视色彩”的青绿山水技法,并把山水画推向一个新境界,创造了“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大青绿山水,其色彩富丽、灿烂,表现了祖国山河之美。中晚唐着色山水画及历代山水画都深受其影响。明代董其昌把山水画分为南北宗,他推李思训父子为北宗山水的奠基人。

        《江帆楼阁图》描绘了春意盎然的江天胜景,近景秀岭长松、桃竹掩映、山径曲廊、游人悠哉;远景江天浩渺、风帆在目。以这幅作品与展子虔《游春图》比较,可以大致看出李思训与展子虔在艺术上的继承、发展关系。

        “画圣”吴道子

        盛唐时代的吴道子,河南阳翟(禹县)人,他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无所不能,是我国古代最享盛名的画家之一,被誉为“画圣”。

        吴道子的绘画一反南北朝以来重视色彩的传统,以略施淡彩、重线不重色的方式,形成了与顾恺之以来谨细的“密体”截然不同的“疏体”。他的画主要靠笔下千变万化的线表现对象的体积、质感和精神,线条轻重顿挫,富有韵律美,人称“莼菜条”。由于吴道子重线不重色,促成了水墨画的产生。据说他画嘉陵江三百里风光竟在一日之内完成,这也从侧面说明他的画不可能是重彩,而只可能是水墨或水墨淡设色。

        吴道子在宗教绘画上表现出非凡的创作热情,曾画过佛教、道教题材的壁画300余幅。他的佛教画人物,衣纹流畅飘洒,突破北齐曹仲达薄衣贴身的“曹衣出水”风格,形成“吴带当风”的独特民族风格。

        《送子天王图》便展示了这一绘画特色,这幅画基本上采用白描的手法,着色轻淡,描绘了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后,其父抱着他去拜见天王的情景,画面生动地刻画出对象的心理状态,如净饭王抱着释迦牟尼时小心翼翼,诸神张皇跪拜……这一切都烘托出释迦牟尼具有无上的尊严。

        融诗于画的王维

        从唐代中期开始,在青绿山水继续发展的同时,山水画出现了新的艺术样式,那就是吴道子的淡设色山水画和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的兴起。王维(701—761),字摩诘,山西祁县人。他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又是影响深远的画家。他的诗画讲求意境的创造,苏东坡评价他的作品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首先采用水墨渲染的技法,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语言和审美意境,对山水画的变革作出重大贡献。他追求自然清淡、含蓄悠远的境界,得到后来文人画家的推崇,明代的董其昌更将其视为南宗山水画的创始人。

        《雪溪图》相传为王维所作,绢本水墨,无款,上有宋徽宗题字:“王维雪溪图”。该画描绘了茫茫雪色中山溪边的环境,近景是木桥、行人、房舍;中景是一条未结冰的河,平静的水中有一人驶舟;远景是远处的雪坡、屋舍。画面上看似平淡却能唤起人亲切感的景色,如山水田园诗,意境优美,耐人寻味。

        “绮罗人物”画家张萱、周昉

        仕女画在唐以前,基本主题是宣传教化、女德。盛唐时期,出现了以表现贵族妇女生活和美丽为题材的“绮罗人物”画,那体态肥胖、曲眉丰颊的人物造型特点,既是贵族妇女养尊处优的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贵族审美理想的反映。

        “绮罗人物”画的杰出代表是张萱、周昉,他们描绘宫廷妇女冷落寂寞的宫怨题材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张萱,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他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三姐虢国夫人春天出游时的情景,画面略去春天的景色,只是通过轻质的春衫,轻举的马蹄,闲适的人物,创造出一种春意融融的气氛,显得内涵丰富、意味无穷。

        张萱的画在当时影响很大,作品广为时人仿效。继承和发展张萱仕女画的是周昉。周昉画的仕女“冠绝古今”,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挥扇仕女图》长卷是他的代表作。该画描绘了13个宫中女子的生活,分独坐、抚琴、对镜、刺绣、倚桐等几组。在秋日凄清的气氛中的人物,一派愁苦哀伤的表情,与其浓丽的服装、丰腴的体态形成强烈的冲突,令人感伤。

        周昉亦擅宗教人物画,他的佛画风格被称为“周家样”,他还创造了“水月观音”的样式。

        “画马圣手”韩幹

        花鸟走兽画到了唐代开始成为独立画科受到人们的欢迎,并出现了一批专画花鸟或专画牛、马的杰出画家。一些画家如薛稷善画仙鹤,姜皎擅长画鹰,边鸾善画折枝花鸟,刁光胤善画羊,萧悦善画竹,曹霸、韩幹善画马,戴嵩、韩幹善画牛,可谓画家辈出,风貌各异,为花鸟走兽画的全面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花鸟走兽画往往是人们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载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如牛是勤劳的象征,马是人才的象征,牡丹是富贵的象征,兰是脱俗的象征等等。其中马作为人们生产和战争的好帮手,成了人们热衷表现的题材,秦汉以来的雕塑、绘画、诗文中出现了不少以马为题材的作品。

        唐代韩幹画马成就最为突出,被人誉为“画马圣手”。韩幹画马重视观察写生,据传,唐玄宗曾命他向宫廷名家陈闳学画马法,他却说皇上马圈里的马就是他的老师,不用再跟别人学。他画的马膘肥肌健,肥而有骨,体现了盛唐时代的精神,被人誉为“唐马”。从韩幹所画唐玄宗坐骑“照夜白”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幹抓住“照夜白”四蹄腾跃、昂首嘶鸣的瞬间进行定格,表现了“照夜白”渴望驰骋沙场的心愿。同时,“照夜白”狂暴不羁的烈马形象,也让人很自然地想象出驾驭这匹马的主人,应是一个文治武功的英雄。

        其余的人物画和风俗画

        天宝年间,还有一大批写貌人物画家,如陈义国、殷季友、许琨、法明等。这些画家常在内庭画人物,当时海内知名,殷黪与韦无忝合作过许多反映当时的政治肖像,如以唐高祖、大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为内容的《七圣图》,以及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等,都是当时的政治颂歌,得到唐王朝的重视。又如画张说等学士图,担心画工手杂,图不甚精,便令法明独貌诸学士,还要先画粉本,送呈审查。稍后的钱国养也以画肖像著名,唐人奏蒙曾评赞他“格律自高,足为出众”。其他肖像画的名家还有左文通、韦无踪、朱抱一、李果奴等人。直到中晚唐,画者仍不乏其人,如周古言、李士昉、高江、车道政、常重胤等,都是名冠当代的肖像人物画家。李贞是唐德宗(李适)时期(780一804)的肖像画家,他的《不空金刚像》,是流传至今的肖像画。不空金刚,是真言宗的五祖之一,中国密宗佛教的第二位祖师爷,他是当时印度锡兰岛人,开元六年来中国,到大历(代宗李豫)九年(774年〕圆寂于长安大广寺。 李贞描绘的《不空金刚像》,以后被长安青龙寺的慧果和尚赠送给日本空海和尚,于元和(宪宗李纯〕元年(806年)带回日本,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文献,又是研究唐代肖像画的历史资料。此画人物结构关系准确,肌肉坚实,富有凹凸感的面部表情生动,衣纹折叠有明有暗,线条细挺有力,是唐代肖像画流传下来的珍品。 韩幌是开元(玄宗李隆基)至贞元(德宗李适)年间的重要画家字大冲,长安人。生于开元十一年(723年),殁于贞元三年(787年),终年六十五岁,唐德东贞元初任右丞相,后封晋国公,擅长人物、田家风俗画。现存的《文苑图》、《五牛图》是他的代表作。他画过田家风俗,田家移居,村社图,丰稔图,村舍醉归,村童戏蚁,集社斗牛,山村春社等。《石渠宝籍》对他的田家风俗图,记之甚详。画面分为九段,描写灌溉、收割、登场、持穗、扬谷、春确、筛、入仓等一系列的农家劳动过程,每段并有题句,含义深刻。如第九段题云:“天寒牛在牢,岁暮粟入廪。田父有余乐,奚背卧檐庶。却愁催赋租,胥吏来旁午。输官王事了,索饭鬼叫怒。”这种题句真可以和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诗文相媲美。据《唐朝名画录》所载:“韩幌,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这说明了画家热爱生活并有高超的技艺。他在任苏州刺史和浙江都团练时,曾深入山乡,与农民“共商濯田肥料”,指导农民治水养鱼,因为熟悉农村生活,所以画作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他的《五牛图》是以田家生活为主题的代表作。曾收入北宋、南宋的内府。画面布景简练,仅有一棵小树,着力地表现了牛的状貌,五头牛,各具不同姿态,或吃草,或翘首面驰,或纵蹄而呜,或回顾而舔舌,或缓步而趾行,神情生动,准确的描绘出牛的形体结构;着色也自然,画出了牛的不同肤色,风格朴实,近似民间绘画。 《文苑图》是韩幌的名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绢本,设色。图中四个头蹼头穿袍服的文人在创作诗文,石旁还有一童子作磨墨状。人物造型逼真,动态似很精确。这幅《文苑图》的风格,与《五牛图》有所不同,《文苑图》勾笔简细,微有顿挫和转折的细线,尚留张萱的圆润秀挺的笔风;而《五牛图》却以粗拙滞重的线型见长。

        繁盛的盛唐水墨画

        盛唐以来,水墨山水画家,名人如林,如群星灿烂,据《历代名画记》记载,有突出成就的有卢鸿一、郑虔、王维、张璪、刘方平、齐暎,朱审、王宰、毕宏、杨公南、张湮、陈昙、刘商、张志和、吴恬、王墨等画家。他们不论在生活习惯方面,还是思想意识方面,艺术风格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可以看出当时水墨山水绘画艺术的全貌。这些人都是失意文人,有的是被罢官的,有的是对仕途不顺而退隐山林的。如卢鸿一就是隐于嵩山的高士,郑虔、齐暎等人是被罢官的,王维做了安禄山的囚虏,由于朋友相救,才免于一死,刘方平是个不仕之士,张志和是个自称“烟波钓徒”的人,但他们自身有一定经济基础,可以营建庄园别墅,过着清高而又“孤芳自赏”的生活。他们个性疏野,沉醉于诗酒、书法、绘画之中,如郑虔与杜甫、李白力酒友诗友;张湮与王维、李颀等为诗酒和丹青之友。他们有时表现出狂态,如王墨醉后,竟以头髻取墨抵于绢画;吴恬自云:“初梦寐有神人指授画法”,刘商曾惆怅赋诗曰:“苔石苍苍临涧水,蹊风袅袅动松枝。世问惟有张通会(指张璪),流向衡阳那得知?”这是为张璪贬官而一洒同之泪的心绪。卢鸿一曾自图其居,画了《嵩山十志》包括“草堂倒景、台樾馆、沉烟庭、云锦淙、期仙蹬、涤烦矾、幂翠亭、洞元室、金碧漂”,时称山林绝胜(《广川画跋》)。王维也画了他的田庄《辋川图》。张志和曾垂钓于洞庭湖,颜鲁公(真卿)知其高节,便以《渔歌》五首赠之,张志和遂作《渔歌》诗意图。张彦远评杨公南的山水画“余观 杨公山水图,想见其为人,魁岸洒落也。”杜甫欣赏王宰的山水,曾有《戏题山水图歌》:“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唐文粹》记录了唐符载《观张员外画松石序》,说张璪画山水:尚书词部郎张璪,字文通,有一天作画,座客二十四儿,立左右围观,“员外居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击空,惊飙泪天。摧挫斡掣,伪霍瞥列,毫飞墨喷,掠卒掌如裂,离合徜徉,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麟皴,古峰岩,水湛湛,云窈眇,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雾,见万物之情性,观夫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这话告诉我们,张璪是一个才气横滥的大画家,他表演的不仅是画艺,而且是人溢自肺腑的精神气质。郑虔把他的诗、书、画献给唐玄宗,得到御笔题书,称“郑虔三绝”。张璪自撰《绘境》中有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心得源。”成为后来画家的座右铭。除王宰外,王维世是名高一时、名垂千古的画家. 王维,字摩诘,官至右丞,世称“王右丞”,今山西祁县人。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对音乐、诗歌、绘画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山水画,被称“南画之祖”。他二十一岁成进士,起初仕途顺利,在张九龄、李林甫执政阶段,屡次迁升。《新唐书》本传道“(维)工笔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英豪贵人,虚左以通,宁薛褚王,待若师友”,可见当时得意的情形。然而他30岁死了妻子,从此未娶,开始学佛.他道:“一生多少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 特别是他55岁那年,安禄山攻陷两京,没来得及逃出,被囚禁起来,要他做官,他没有接受,被定为降敌罪人,继续被囚禁,后经其弟王缙及朋友的营救,才免于一死。以后买了蓝田宋之间的别墅,隐于惘川。他在绘画上是个多面手,既画佛教人物,又画肖像,但成就最大的是山水画。 他的山水画综合了李(思训)吴(道子)两派特点而自成一家,既有李风(密体〕,又有吴风(疏体);既没有密体那样过于雕饰,又没有疏体那样过于粗犷,走的是自己的路。他的画可以使人品昧到音乐和诗歌的意趣,具有清高、秀润、纯静的艺术境界。它富于潜思、含蓄、悠闲的情调,这很符合失意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和美学理想,在创作技巧上,着墨追求精练、宛丽、净化。他“一变钩斫之法”,摒弃易雕透,硬结的毛病,加强“渲染”的技巧。创立了一种王氏独特的画派。

        中晚唐的花鸟画

        花鸟画,汉代已走入壁画之中,晋代不少名家已有活泼有力之作,但直到了唐代,才较统一完备。中晚唐时期,出现了一批知名花鸟画家。据《历代名画记》载有十余人,如薛稷(做过少保的官),“尤善花鸟花鸟画,汉代已走入壁画之中,晋代不少名家已有活泼有力之作,但直到了唐代,才较统一完备。中晚唐时期,出现了一批知名花鸟画家据《历代名画记》载有十余人,如薛稷(做过少保的官),“尤善花鸟薛少保画鹤》诗,曾赞“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又据《唐诗纪事》载:“唐秘书省内,落星石,薛稷画鹤,贺知章草书,郎令余画风,相传为四绝。元和中,韩武公为校书郎,挟弹中鹤一眼,谓之五绝。”其他还有“工画蝇蝶蜂蝉之类”的李荻;“工画鸟鸾鹘”的白昊以及陈庶、梁广、梁洽、王宪、周幌、于锡、强颖、周太素、萧悦、边鸾、贝俊、李韶、魏晋孙、斓廉等,都是中唐晚时期的著名花鸟画家。其中边鸾尤为杰出。 边鸾,京兆(今西安)人,官卫长史,擅画禽鸟和折枝花木,亦精蜂蝶。他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弱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唐德宗诏边鸳于玄武殿,使其画之,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辉灼,似乎还能听见叫声。他画的《玉兰图》,根苗相连,极为精妙。汤垢《画鉴》评论说:“唐人花鸟,边鸾最为驰誉。大抵精于设色,浓艳如生。”“要知花鸟一科,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今规式。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这里“前无古人”是符合实际的。故中国绘画史家把边鸾奉为花鸟画之祖。


        书学鼎盛的唐代


        唐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动乱局面,国初二十年形成了文治武功的“贞观之治”,此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开元时期更是呈现出超越两汉的空前兴盛气象。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钟绍京、孙过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书家。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著名书法家:

        1、欧阳洵(公元557-641) 欧阳洵,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世称欧阳率更。 虞世南说他“不择纸笔,皆能如意”。而且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 贞观五年《徐州都督房彦谦碑》就是其隶书作品。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墨迹传世,尤为宝贵。欧阳洵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2、虞世南(公元558-638) 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字,故世称“虞永兴”,享年八十一岁,赐礼部尚书。虞世南幼年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著名书法家僧智永,受其亲传,妙得“二王”及智永笔法。虞世南为人沉静寡欲,志性刚烈,议论正直,深得唐太宗器重。他的书法,笔势圆融遒劲,外柔而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色。

        3、褚遂良(公元596-658或659) 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右仆射河南公,世称褚河南。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 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 。在此碑中,他把虞、欧法融为一体,皆凹姹*,波势自然。从气韵上看直追王逸少,但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褚法。

        4、薛稷(公元649-713) 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是魏征的外甥,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他书法学虞世南和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这就是宋徽宗瘦金书之所由出。有《信行禅师碑》传世。

        5、陆柬之(公元1045-1105) 江苏吴县人。他是虞世南的外甥。书法早年学其舅,后学“二王”。后人称其“晚擅出蓝之誉”。他的书法遗迹传世者甚少。《绛帖》有陆字廿五字,又有行书陆机文赋一卷。其书法,赵孟俯以为“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以书法论之,岂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者希耳。”我们看陆书《文赋》墨迹,亦如陆机《文赋》论文所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有逸气,逸笔,直追“二王”。

        6、李邕(公元678-747) 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他的字从“二王”入手,能入乎内而出乎其外。李后主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 。”恰道出李邕善学之处。《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又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叶有道碑》、《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为其代表作。他的笔力遒劲舒放,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苏东坡,米芾都吸取了他的一些特点,元代的赵孟俯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的书法境界。他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7、张旭(生卒年月不详)字伯高,吴郡人,世称张长史,生卒年月不详。他得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 ,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8、“颜筋柳骨”。颜真卿(公元709-785) 唐京兆万年人,封鲁郡开国公,故世称颜鲁公,字清臣。开元进士,迁殿中侍御史,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他为人刚正耿直,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被缢杀。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工于尺牍;从褚遂良,张旭得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舒和,一变古法,自成一格,人称“颜体”。颜真卿以“雄”代“秀”,以“俗”代“雅”,化纤细为刚健,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艺术。他的书法结字参照篆书,字形端正,并略带弧形向两侧拱出,用笔挺拔有力,刚劲外露,捺脚形成“蚕头燕尾”的明显特点。《百书告身》集中显示了他的艺术特色。宋欧阳修评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晚唐书法以柳公权为代表。据传,唐穆宗曾向柳公权问笔法,柳公权“笔谏”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的书法兼容欧、颜,骨力劲挺,结字紧凑,呈瘦劲之态,与颜体的丰腴形成鲜明的对比,故有“颜筋柳骨”之称。

        9、“以狂继颠”的怀素。唐代草书成就很高,“草圣”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张旭之后,怀素独创“狂草”,影响深远。怀素(725—785),长沙人,俗姓钱,僧字藏真。他的草书继承张旭(号张颠)又有所发展,故人称“以狂继颠”。其草书结字、章法上强调疏密、大小、虚实、枯润的强烈对比,有鲜明的节奏感,用笔保持中锋行笔,以瘦称妙。《自叙帖》是怀素传世的名作,它既是怀素求艺的自传,又是千古不朽的草书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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