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怀旧记

近年回上海，我总会绕到旧居所在的弄堂梦游似地走一圈。老家易主了，阳台上的盆栽、屋槽下的竹竿，都还是老样子，历历在目、历历可指，总算有旧可怀。伤感主义并非仅指心头的思绪，怀旧离不开“物质”：去年，整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终于拆净，一片平荡荡瓦砾，断墙残垣半截不留，同任何将要动土的新工地没有两样。我茫然呆看，竟是品不出感伤的滋味。

　　南京中山码头一带也是我想去探访的地点。二十三年前插队江浦，即每在那里摆渡过江到浦口，记得船舷的大铁板一放下，我就与乘客蜂拥奔跑抢搭开往县城的班车。如今走江浦取道长江大桥最快，我愿依循老路线。昔年的渡头可别也拆了呀，不拆，我的怀旧之旅即可节节如愿了。

　　自己的旧作不会“拆迁”，只是懒得翻寻或干脆忘记：忘了散在哪里，甚至忘了画过哪些画。

　　今年岁阑，我在香港办展完毕转来沪宁探亲，顺便带回七八幅近作。金陵画友早已约定在湖南路“品阁艺术馆”为这些画作一小型观摩，为期四天。几位睽违二十年的江浦故旧特意寻过来，同我在品阁馆小走廊窄路相逢，彼此一怔，接着是手握臂抱，慨叹、唏嘘，大有怀旧的快感。是的，怀旧真是痛快，谈笑间，说起好儿件自已早已忘却的傻事，虽然可笑，在我却像是意外的礼物。

　　更想不到临别南京那天居然邂逅了自己的旧作。

　　是在湖南路左近，我的岳家，也将拆迁了。在周围楼群先期拆毁所遗散的瓦砾堆中，老房子孤零零等着。离宁前夜，瓦砾堆边民工斗殴打死一位乡下小伙子，我闻声出去看过现场血迹，回寓后继续整理行装，在楼道角落发现两具捆扎封尘的画夹，解开一看，倾落出一大叠江浦农村的速写、报考美院的油画，还有西藏组画的草图。

　　中夜灯下，独对旧作，不知作何感想。这是我画的么？是我画的，我却完全忘了它们，一见之下，又复熟悉得仿佛从来不曾忘记。故人的相貌变老了，离散的孩子会长成不复能够辨认的模样，旧作却是一味忠实，忠实得近于固执、呆板，纸张是憔悴了，画意则一笔都不肯改。那是记忆中被丢失的自已，是自已，因而遗忘。有谁多年不照镜子吗，忽儿撞见——自己的模样，自己没法子描述的。

　　另有两幅留在南京的油画，我倒记得的，因为是“创作”，因为被江苏美术馆收藏：一幅叫作《给毛主席写信》，一幅叫作《进军西藏》。它们想必还是老样子，是我变了。我用变了的眼光再去看，会是怎样呢？

　　怀旧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单是为这教条的画题我就害躁，以至几次回宁都没去寻访这两幅画。今次机会来了：在小型观摩的末一日上午，承蒙美术馆诸位师长惠临展室，说起往事来，当即约我过去看看。下午四点进到美术馆，上得三楼办公室，那两幅画果然早已取出，端靠在南北墙面——我又一头撞在自已手造的旧镜子上了。

　　还是不知作何感想。但此刻我愿坐下来写出这两幅画的原委。并不因为它们没有发表过，藉此张扬，而是与我的同行、同辈对那个时代作一番小小的回顾。那个时代的一大部份“物质”早已渐次拆毁了，那个时代的记忆总还在吧。记忆的过去时、现在时从来诡谲莫辨，要辨，也得求助实实在在的“物质”，我的这两幅画尺寸不小呢。

　　谈论旧作终归难为情的，这是私事。以不断的新作唤醒大时代的记忆才是了不起。有人问德国当代画家安瑟·基弗何以对纳粹时代充满怀旧之感，他的回答真好，他说：“我不是怀旧，我是要记得。”

　　且看我记得什么。算起来，基弗在纳粹初起时尚未出生，他所背负的是上一代的记忆；在我追述的文革旧事中，我已经二十岁出头，是个资深的插队青年了。

　　是在７６年初，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主政艰难。在他的系列新政中，有一项措施是着手解决百万知识青年回城就业的问题。大规模调离执行在即，清明节“天安门运动”爆发，邓小平被罢免。各地报纸出现一篇社论《扎根还是拔根？》，语气坚贞而凶悍，今日青年听不懂的——为了未来的语言学、考古学，“文革”语言真该单出一本填满备注的词典——那意思是说，百万知青愿意永远当农民（扎根），回城是对理想主义运动的背叛（拔根），而这社论作者的户口，一定不在农村里。

　　其时，我已结束江西赣南的五年插队，经众人帮忙流窜到江浦落户将近一年。早春，我蹲在村办的骨灰盒厂为木盒周边画图画，眼看“拔根”无期，，忧心仲仲，每同老木匠吃中饭时就碗咸菜喝闷酒。４月，全国各省级美术馆准备举办应时展览“坚决反击”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地市、县文艺机构也就赶紧张罗作品，我自然是县乡境内听候调遣的御用“人才”，江浦县从属南京市——这就是油画《给毛主席写信》的来由。

　　今日我们的某一风格、题材不免逢迎屈就画商与市场。那时，党的宣传机器连同千万个文艺零件一启就动，一动就灵，创作格式早就备齐用熟，所谓“创作主题”只是作者的填充游戏，我的“构思”并非尊旨奉命，好像从哪里听说有知青集体给毛主席写信决意“扎根”的美谈吧，于是趁势借题——意识形态紧箍咒长期箍紧的神效，是全体草民能言善语应对如流，当然包括早熟的知青。为了有朝一日“拔根”而去，他们懂得表明心迹“永远扎根”，那是韬略还是“阳谋”？是真心还是作态？中国人的言行向来难分真假，文革一代的言行则无所谓假无所谓真——我也一样，我又岂能两样。

　　画款归县文化馆报销，我踌躇满志出差南京，买到画布扛在肩上从山西路搭车去中山码头。乡村户口的贱民而能调到县城画油画，美差！描绘子虚乌有的效忠场面而能实现我对苏联油画方笔触、大色块的无限向往，更是我辈当年至高的美学！毛主席你在哪里？您的孩子们给您写信而且描绘他们怎样给您写信。激情、滥情，青年人还能有别的什么情？一半胡编捏造，一半凿凿有据。旧军装、破球鞋，江北的红头巾、绿头巾，还有姑娘的腰身、小伙子的脸，在我年轻时看来就是画上的样子，那时哪里知道这就叫做“性感”。

记得送去南京时春光大好，裸体的大画布横放在裸露的拖拉机后车板上，一路颠簸开向长江大桥。展事如何，早忘记了，只记得根本没去看展览。那年５月间，后来变成我妻子的南艺毕业生黄素宁远赴拉萨。８月，黄同志以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名义回到南京借调老师陈德蒙、同学王孟奇和江浦刁民陈丹青进藏协助“边远地区”的革命创作。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华东平原的汪浦县缩成遥远的斑点。金秋时节，我发现自已已经在拉萨街头瞎逛，羊膻气、酥油味、宽袍大袖、头骨强健的藏民，同我的俄罗斯汕画视觉妄想终于相交错，苏里柯夫、德卡切夫，厚重、粗犷、史诗、悲剧·群像与场面——我该怎样硬套？怎样生搬？

　　９月９日哀乐传来，毛主席没有了，人民啼哭。我于是画了许多啼哭的脸，题为《泪水洒满丰收田》。

　　事情接二连三。１０月，四人帮被捕，华国锋上台，文革收束。翌年，邓小平复出。７６年初春画成的《给毛主席写信》实属末一批文革准教条创作，秋后即不当令。现在我才忽而想到那一年我的两幅油画创作都与毛主席有关，又都没有将毛主席画出来——倒是我的画笔就此同西藏发生长久的瓜葛。

　　７７年，北京举办建军五十周年全国美展。其时我已被所在石桥公社调离村办骨灰盒厂，官拜公社文化站站长从事乡村宣专工作（此生唯一的官阶，虽无薪资更无下属也足炫耀）。不久又荣任江浦县文化馆见习美工（官衔解除，身份提高，每月得领二十四块钱），在乡县大小土墙上贴贴画画。我的活计是从华主席巨幅肖像到乡村计划生育之挂图，那是我文革十年摸熟的老行当。上一年干过大创作之后，我欲罢不能手痒难熬。但几番向省军史画油画创作组的曲折要求均无回音。二十多年前，没有官方调令不能擅离农村，不能报销油画经费，就算画成了，也不具呈送市省以至上达北京全国美展的官方名份。

　　黄同志，时任西藏美协小官员（日后做了我孩子的娘）再次以西藏“组织”的名义委我以画油画的名义，画一幅题目现成的军史画“进军西藏”。

　　油画权威的门禁是对的，换在今日文艺人事的格局中，这门禁可能更对：我拿不出学历，更亮不出某级画师、某院教授头衔的名片——没关系，我有青春。我的最高理想只盼从农村脱离一时而能画油画，我的功名之心只因年少气盛，而年少气盛只因年少就是无价的本钱。脚蹬塑料拖鞋穿件破衬衫，我不记得怎样溜到南京两周，只记得画布是从布店买来的五块下等棉布，请路过裁缝铺缝制连接。更有两位青春大好的朋友先后献出斗室和客厅供我涂画，其中一家在鼓楼北端荷叶巷深处，多好的名字！拆了，９２年我寻过去凭吊，在瓦砾堆旁撒了一泡尿，默默抽了两颗烟。

　　画完了。消息传出去，我忽而被通知这幅画属于江苏省的送展作品。好啊，属于哪里都一样。记得送到新街口市文化馆当天，有位中年油画家前辈将我叫到墙根旁，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为什么把调子画得这么灰？为什么把我们的战士画得这么艰苦？我有责任告诉你，画军史画是个严肃的创作思想、创作态度问题。你还年轻，小陈，你好好想一想。”没说错，我关心的是“灰调子”，不是“我们的战士”。找看着他疲倦而诚恳的眼神，心里发慌。

　　选上了。选上的意思就是众人的表情忽然改变，握手，拍肩膀，拍得很重，几十年老朋友似的。一位美术馆老领导招手笑道，“那么小陈，给省里的美展同样画一幅吧，来来来，我给你开条子领画布去！”那块整张的画布，就是这回我见到的第二幅《进军西藏》。当时为了应急，破例让我在美术馆三楼摊开工具，赤膊画了七天。

　　再下一年，我的身分又降一级，到北京做学生去了。后来的毕业创作《西藏组画》的尺寸也小下去好几倍，那是７８年春我在上海看了《法国乡村画展》的缘故：我移情别恋，在法国人库尔贝与柯罗的小画幅里中了邪了。

　　原先的那幅《进军西藏》在哪儿呢？《泪水撒满丰收田》则在我二次进藏时获准从仓库里翻出来，卷回南京塞在床底下，就此忘记。十四年后忽而想起，只因老知青又开始画人头拥挤的大创作。我将它取来纽约——画布已经老脆，周边经年剥落的颜料扑簌簌掉下，十几位藏人竟还站在青棵田继续痛哭，就像那群知青躲在江苏美术馆仓库里忙着给毛主席写信而至今还没写完。

　　“去他的神话与历史画！我从不画我没有见过的事物”，这是库尔贝著名的“现实主义”箴言。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画家确乎从未见过耶稣和圣母圣婴。那么该怎样向“现实主义”太师爷库尔贝同志汇报并解释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现实主义”画家心目中都供着他的大牌位。

　　真的，我没见过男女知青给毛主席写信，更别提见过解放军在酉藏负重行军。藏民哭成一团我倒是现场目击，但在指定的追悼会场上，不在青稞麦田。去年，纽约哥根海姆现代美术馆的中国当代油画展收入了这幅画，一篇评论文章认定藏人不可能为毛泽东去世而哭泣：这位右倾的美国记者同我一样，是在发挥他对未曾眼见的事物的想象力。

　　我的问题是，在文革化作云烟往事之后，我的旧作与那时所有的“革命作品”假如还被看见，我们是在看其中的所谓“社会主义”还是所谓“现实主义”？不论这二者是神话还是历史，在画布上都已凝结为可供“亲眼看见”的物质，我们怎样向眼睛交代？

　　接着就是“扎根”与“拔根”的问题。如今，２０世纪艺术早已拔除了现实主义在绘画上的根，那已经是一个个别而陈腐的美术史话题。另一个普遍而陈腐的话题是，离开祖国的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根。真是这样吗？经历了那个“扎根”、“拔根”的时代，“根”总像是一个政治字眼，带着那位劝我“好好想想”的中年前辈诚恳到近乎威胁的表情。是的，我早已离开江浦、北京，以至离开了中国，远在纽约落户扎根——什么是根？一位与我同在纽约的师尊写过一首诗，题目是《带根的流浪人》。根在哪里？另一位前苏联诗人写道，“在俄国，俄国失去了俄国。”

　　中国怎样呢？我只看见老家拆了，一片瓦砾。不消说，在当今中国无数的瓦砾堆上将起造无数崭新的大厦，就像当年百万知青“扎根”、“拔根”的切身命运，早已为今日国人出国还是回国的终生大算所取代。毛主席啊您在哪里？要是我们心里还有话说，应该给谁写信？

　　那两幅旧作保存得相当完好，真谢谢江苏美术馆，这是收藏的功德。收藏的功德是为了“记得”还是“怀旧”？二者究竟有何区别？基弗同志固然说得恳切之极，我却无端听出隐约的狡辩，而这儿分狡辩听来也极为恳切，这或许就是语言的功德。为了使本文题目在字面上更显得陈旧些，我特意将南京地名写成“金陵”。

　　对了！还有数字上的记忆：就在我上学前夕，意外得到省美术馆的书面通知，说是两幅画被收藏了，“稿酬”一百二十元整。这还得了么！那是我在中国一次性挣到的最大一笔钱（也是我在中国被收藏的作品中唯一获得的稿酬），出馆后我数了好儿遍，每遍都数乱了。在１９７８年，这笔数目足够使我以超过自行车的速度在新街口连奔带跑。

　　我仍然常会被人拉到一边倾听语重心长的规劝，内容总算换了：“还是回来吧！中国毕竟是你的根！”是啊，这两幅画也该算是我自己的小小的“根”，我需要它怀我的旧，此外谁感兴趣？所以临了还有一件事要向美术馆开口：我能把这两幅画买回来归我自已吗？当然，依据现在的币值，价钱可以商量。

　　好了，写完了。那天下午，我的感触真不好意思说。什么感触呢？好在说出来也只是自己不好意思，眼看二十多年前这两幅默然不语的旧作，我心里竟是对自己往日青春的温柔的妒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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