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肖像——坦希(二)

九四年初，我带几位北京来的青年同行去看他。忽然他决定把我们的画挂到他家里（为此他特意清出一大间空房）。他买了好酒和食品，叫来好几十号人，包括他自己画廊的老板（长得象个出色的性格演员），他的长期的评论者（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那天积雪盈尺，马克从早到晚坐立不安，比他自己的画展还兴奋。“你的朋友会在乎在我家里挂他们的画吗？”他两次担心地问我。我常觉得西方人是太认真了：马克甚至花钱雇了他的朋友来负责挂画，一位专职的，为罗森伯格和沃霍之流设计展览墙面的大高个子，八十年代曾随罗森泊格到过北京和拉萨。

　　他并非刻意帮我们，他只是要这么做。几天后我去取画，他叼着雪茄同我坐在厨房里抽烟，好像有点伤感的意思。象弗莱德一样，他说，画总得挂出来。“主流！”他又露出鄙夷的神色：“主流的意思就是哪些东西可以展览，哪些却不允许。”我笑，他不看着我，继续说：“好玩吗？不，这就是所谓“政治上正确”，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我觉得不好玩的倒是他居然小心地提出帮我找找画廊：不知是倔呢还是懒，也许既懒又倔，大约八年期间我没有寻找画廊，只管自己画。马克看出来了，几次话头转到这层意思，缓缓地说：“我明白你，然而东西总得拿出去，让他们看看，想一想。”（又是“他们”）要说画廊的路数，他自然比我熟悉得多，可是朋友如马克，我只愿与他一味清谈，不涉俗务。好哥们儿也有彼此不自在的时候，我嘴上应着，竟是总没给他回电话，

　　这样的竟有小半年，到底是马克来电话了。笨拙的自嘲的口吻：对不起，好吗？我总是不太同人联络，真糟糕。

　　是我糟糕，该我说对不起，但我没说。约他过来坐，他来了，却忘记带上我画室的新门号和电话号码，徒然在大楼里转，最后只得回家给我挂电话，又一再地说对不起，隔天他过来，照例提几罐啤酒，洋人灌啤酒好比饮水一样。

　　久已耳闻西方不断出现质疑西方文化中心、文化霸权的声音。在美国，我也目睹西方人组办的非西方、非白人的艺术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煞有介事。但我对这类热闹却每不知作何感触：不闹也罢，闹了，反而看见那个“中心”，闻到那股子“霸权”的味道。大概那就是马克的所谓“政治游戏”吧。不过以我的日常的感受，此间艺术家的往来，心态比我们是要开阔无碍，亦且自然得多，真无所谓种族国籍的概念——让雷诺阿，法国大导演，那位印象派老雷诺阿的儿子，曾在自传最后一节“别了，民族国家的观念”里，自称是一位无国籍的“电影公民”。他说，一位法国农民与一位法国金融家“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两个法国人之间“没什么可谈”，假如同一位中国农民相会，则会有“很多话相互诉说”。真有两位法国与中国的农民“把酒话桑麻”的景象么？雷诺阿讲得其实是他移居好莱坞之后同美国导演其乐融融的情形，这与我和马克的相往来，彼此听懂三、五分，却十分了解契合的样子倒是相仿佛的。

　　譬如马克、奥尔径自与我交往，就从不在意我是个中国人，无非认作一介同行，彼此干着同样的勾当，简直象是昔时上海弄堂里的小儿，只要见得谁手里攥着弹弓或蟋蟀之类，即率尔趋前玩作一堆。他俩从不向我问及中国的事情，一如身为美国人，他们也殊少谈及美国：那是与艺术无关的话题——似乎也无关乎友谊。

　　可是我每瞧着马克的蓝眼睛，还有从衬衣领子口窜出来的淡淡的胸毛，从未忘记他是蕃邦的夷人，我是此地的异族——我毕竟不能超脱于种族的狭隘心理和自我设限。语言不同多少也是障碍吧，可是在同胞同行中每当言不及义不知所云的场合，我已学会顾左右而言它。

　　说来好玩，马克在我的画室里见过几回奥尔。奥尔几乎不理他，握手、招呼后，兀自回座继续画。奥尔自尊，马克尊敬奥尔的自尊。同行间不交一言倒也另是一番天趣，夹在当中，我却是多少有点尴尬，可两位白人艺术家瞧着都比我坦然。

　　九五年秋风吹起，我失去了画室，又正要到台湾去办展览。二十几幅大画再度运回纽约时，我的居家寓所是搁不下的：送交的地址在哪里，接收人又是谁，一时都成了问题。清谈的朋友也有帮忙托付的情事，马克一口承应。他的画室是大的。几个月后，货柜车开到他的画室楼门前。上下卸画进出电梯，他比我还当心，躬身弯腰好不认真。归置停当，马可很得意的样子，取出上好的乳酪和威士忌。事前，单据签收他早已一应办齐，高额费用也预先垫交了。

　　来年我的新画室小得多了，我去取回大画时，马克又是一丝不苟动手帮我忙完全程。货柜车启动前，他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都取走了么？它们放在这儿时，我还真想也来画有色彩的画呢。他早在说要有大的改变。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单色的，画了近二十年。

　　我也面临改变，画布尺寸先就得小下去，不再是大型的并置双联或三联画，而是一些写生书本的静物画。他过来看，将脑袋那样的弯到旁边，喃喃地说：“我不太确定，不太确定，但我自己也正在麻烦中呢。”他好久不能画出新的作品，去了，只是聊。他的画室永远严严实实拉紧窗帘——九七年，他辗转由另一位画家介绍我去拜访老一辈名家，那位专画政治暴力的李昂·格劳柏先生。驼背的李昂也是那么沉吟半晌，要再“好好谈谈”。我喜欢他的坦率：ＮＯ！这个不好，我不喜欢。可是这几幅，你相信我吗？我真喜欢。

　　事后我向马克转告李昂的意思。几天后他来电话，沉默了一阵，马克说道：“听着，丹（这是美国人对我名字的简称）！我在想格劳伯的意见，他是对的。我希望你还是画并置的联作。最近的一些静物很美，但是我不希望你又回到传统去，我们不能替代你在这儿的经验，有些事只有你才能做！你知道吗？”

　　我并未将“回到传统”的静物给李昂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才是我能做的：国中同行劝我还象过去那样画，马克劝我不要回到传统去。我想要栖身的是不是就在二者之间的地带？或许双方都在提醒我的迷失？但这都不重要，我发现很久没有得到这样诚挚的忠告——我不曾对马克报以同样的诚挚，毅然告诉他我怎样想他的画，就像我从未对奥尔说出我真实的想法。并不因为奥尔没有成功而马克是成功者，我自己知道，我久已失去了无保留的诚挚。

　　在马克的画室里有一枚他自制的桃木圆盘，盘面刻写着上千个不同的字词，他说，如果他想不出画题，就旋转盘面，看转动停止时指向盘心的字词是什么，尔后取作题目。这两年，我与马克的交谈也在隐约寻找别的话头。纽约艺坛的一动一静久呈疲态，我已变得要由马克告诉我画廊展览的新鲜家常，好像我并不住在这个城市。去夏他约我去看画廊里年轻一代的作品，我因故未去，而他也从八十年代的弄潮儿退为一介旁观者，另有一层意思要来与我说：“大家不再争辩。没有主流了。对今天的青年来说，我的作品恐怕观念太多，他们什么都不在乎。”

　　我不在纽约的“大家”和“主流”之中。我只是马克的朋友。在他那儿，“他们”似乎换了指称的对象，忽然，我明白马克已是“前辈”。

　　他的遥远的前辈是马格丽特。他跳过对马格丽特心怀崇敬的美国前辈约翰斯和劳森伯格，试图针对那位比利时大师不曾遇到的当代境况而在画布上发表意见。他带着谈起对自己影响重大的人而常有的那么几分讳莫如深的口吻提到马格丽特，仅只一、两次。而他的特质会让我想到马格丽特：潜伏，冷静，沉思，对哲学与智力极端着迷。他俩都不太象画家而更象是诮刻而执拗的书生。连家世也竟相似：马克的叔叔自杀了，马格丽特的母亲投水自尽。有如我对数学的愚昧，马克的领域多是我所不懂而漠然的事物；我们的友谊远较彼此的相互了解更有内容，而这友谊的内容仅止谈论艺术。要说是怎样投契的同道，言过其实，而况异国的友谊原不作兴熟腻，我俩谈不上莫逆之交，倒是有几分其淡如水的真意，我从他那儿检回的无非只是年少时结交画友的那种单纯的快乐：只为画画，只因彼此画画——美国同行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便是质直而宁静的友谊。中国的成年人的交往，即便艺术家，也是一套精致的“人际关系”，夹缠着利益、谋算，阴晴不定。艺术本是无事之事，而在不少分明世故而习练潇洒的中国同行面前，不知起于何时，我竟会觉得开口谈论艺术怕是一件迂腐浅薄到近乎羞耻的事。

　　我也不免世故的。在坦然率真了无心机的马克与奥尔面前，我常暗自羞惭。这两位美国老兄多么不相似，不相干，但我每想到他俩总觉得象是同一个家伙：都娶了欧洲的妻子，都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魁梧，健康，男中音，见面握手，直视我的眼睛，一股子郁勃凛然的学生腔和少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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