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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美术的中西问题

        作者:核实中..2010-07-19 16:19:52 来源:网络

        接受市美协的委托,理论委员会成立后一直想搞些活动,活跃学术,推动创作。在举办大型研讨会前,先开个小型的会。开个什么会呢?不久前,我接到一个毕业生的电话,让我讲讲网络与美术的关系。这是个很有启示的提问。人们常把新的世纪称为网络化的时代,其实,21世纪不仅有信息资讯的网络化,还有科技创新的神奇化,以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这些新的变化,都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包括艺术思维方式,对美术家而言,充满了希望与机遇,也不是没有困惑与挑战。很多过去考虑过的问题,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比如怎么看艺术与科技的关系、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反映物质生活提升与体现人文关怀深入的关系,艺术创造与受众参与的关系,艺术观念与艺术形态的关系,美术的存在方式与其特有功能的关系,艺术个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等等,也包括了人们谈得最多的全球与本土化的两种文化潮流的关系。我们在筹备这个小会的过程中一致认为,不管有多少值得思索的新问题,在20世纪曾不断出现的中国美术中的中与西的问题,仍将是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的历史表明,人们所说的文化,有两个层面,一是针对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而言,这是举世环球有共同规律的。另一是因地域民族种种因素形成的不同文化特色,这是不必强求一律的。而且多元化单一更符合艺术文化的法则。我们怎样在21世纪中处理好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怎样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看传统的现代化,看西方文化的中国诠释。我个人仍觉得适于变古为今,化西为中。换言之,亦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经验仍将有指导意义,我也相信李可染先生所说的“东方既白”。但听说也有不同的看法或细节上的其它见解。因此,我们商量先讨论这个问题。问题虽大,但可结合具体实际讨论。我们尽可能邀了各方面的同行,但是其中有的外出了,有的有要务,未能来。希望来的诸位踊跃发言。
        傅家宝(北京市美协秘书长):
        市美协成立20多年来,相继成立了油画艺委会、中国画艺委会,后来又成立了漫画艺委会。多年来,我们一直想到理论问题,也一直想成立理论委员会,但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今年实现了愿望,成立了北京美协理论委员会,其目的一方面是把理论家集中起来,经常讨论研究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将理论家经常讨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出来,同时开阔画家们的视野,在理论上给予他们指导,这对美术界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西问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百年,西方的艺术传到东方来,影响了东方的美术,这是历史的必然。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生活在东方只谈论东方的美术,这已经不可能,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历史阶段。
        过去我们看“西”和“中”的关系都是“新”与“旧”的关系,凡是新的都是西方的艺术,所谓旧的都是中国传统的美术,把自己当成落后的。在本世纪末我们看待“西”和“中”这个问题,多少带有民族自卑感。现实中许多人将自己的艺术往西方靠,认为这是新的、现代的。这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图利用他们的价值观,影响中国的艺术,达到全盘西化,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认为经过百年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别是文化艺术,如果你没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我们的理想是致力于重建东方美术的辉煌。
        刘龙庭(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编审):
        中国美术界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团体,来引导美术界的健康发展。现在的美术界,包括美术理论界,是一种涣散状态。美术理论界包括期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少了,含有导向作用的文章少了。不管文章长短,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指导性的东西,当然不包括领导讲话之类。美术界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行其是”。这种状况主要是对理论界重视不够造成的。美术界的繁荣应该是产生大师的时代。现在称大师的人多了,这些大师都要加引号。社会有它的时代潮流,这个潮流来到之后,力量很大,有人将“八五思潮”叫“八五西潮”。不过现在沉静许多,那种诈诈呼呼、招摇的人少了。美术理论界应该自己管好自己,要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这种共识要起到导向作用。大家你说你的好,我说我的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行的。
        中国近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为什么西方的东西都是现代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传统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吗?对于这些问题,美术理论界都没有进行很好地思辩。
        中西问题,过去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中学为体”已经很淡漠,这样的状态的确让人悲叹。
        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副董事长):
        中西方美术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首先是认识的问题。“中国一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我认为有道理。我们一百年的美术的历史,是走向衰落的历史。这是事实。因为这一百年,出现的大师少了。在这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美术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树与果的关系。西方在这百年中也在变化,西方有些有志之士也在哀叹他们传统的丧失,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我们谈到全球一体化,能不能拿到文化上来论?文化为什么要与西方沟通?为什么西方没有谈到与我们沟通?文化为什么非要走出国门?植根于五千年的历史本来就是世界的一个存在,文化是多元形式。这是我的困惑。当下老百姓的审美倾向趋于后殖民主义心态。还有个问题我们对传统的研究还不够,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法上,对传统的精神和灵魂的研究还不够。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对传统的文化研究的层面是很低的。关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的讨论,在我看来没有最根本的意义。怎么样弘扬传统的精神?怎么样诠释传统的精神?现在西方人瞧不起我们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在继承传统上,比前人技术的确低下,另一方面追随西方艺术,视人家而临摹。近20年,我们对现代西方艺术的整个演绎,从积极方面来讲,我们重新研究西方;从消极方面来讲,这种表面的浅层次的研究对中国的艺术发展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传统精神的缺失,艺术标准的缺失,艺术本体精神的缺失,以及舆论的误导,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顾森(中国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上真正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汉代,此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文化结构;一次就是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这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行推行。这里我们不谈政治,仅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在退移,你说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可以保留多少?恐怕很难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是近代中国画产生不了大师,是整个国学产生不了大师。实际上,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西方把中国文明看得很重,始终将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是我们自己不重视自己。我觉得我们搞理论的应该在民族传统上下功夫。另外,我们对古典文化的整理显得很不够。包括画家,有很多人很少临摹过古代画家的画,所以他们显得离古代远而离现代比较近。这些只不过是我提出来的现象,作为抛砖引玉。
        单国强(北京市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馆宫廷部主任):
        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研究都有西化的倾向,这对西方人无所谓,但中国人自己有西化的倾向,就值得研究。西方人现在是有意识地抵制中国文化,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实,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体会。另外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值得注意,此外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融合没有成功的典范,我认为与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认识论的科学性有关。中国和西方对中国画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要承认我们在中国画的研究方法上有不科学的地方。对西画的研究也是这样。中国和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要相互学习了解,取长补短。在研究方法上,达到共识,这样才会增加合作的可能。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我觉得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民族主义,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问题要深入研究,认真对待,不同领域要不同对待。笼统地说是一回事,具体地说又是一回事。20世纪东方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时期。在21世纪,我认为东方文化慢慢地会建立自己的新系统。总体上说,一方面我们要变古为今,另一方面我们要变洋为中。我认为变洋为中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处于弱势,在强势文化面前,当然要学习,要放开眼界,大胆地吸纳西方文化,逐渐融入它们。这是通过对话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对话才会有危机感,才会有发奋,发奋之后才会融入,才会有自己的东西。我认为21世纪我们会建立自己的“话语”,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中国威胁论,不是中国要称王称霸,而是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力,也应当有自己的“话语”权力。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系主任):
        我认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考虑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多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观念方面的问题。中国学者包括我自己,从民族自尊心考虑,很难承认文化有优劣的可比性。民族自尊心是一回事,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是另一回事,这样将有助于文化的发展。从明清近代史,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能够说明问题。“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是客观的。当时中国学者已经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问题,离不开中西政治的关系。学术圈里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近百年来,哪种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最大?近百年来,中西的关系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如果离开社会政治文化,我们纯粹从美术方面来谈,可能每个人都会有道理。关于中西的关系问题,“五四”运动讨论的范围最广,所以谈到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一定要联系“五四”运动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反省,没有得到解决。“五四”精神被中断,导致中西的关系问题处在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积淀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美术的问题也是如此。没有经历过的我不说,我认为像“八五思潮”中的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他们的身份与最后选择的艺术形式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谈起文化,谈起中西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关起门来谈纯粹的精神。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现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论几乎来自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开会的方式也是西方式的,像这样的开会方式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是少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学术传统存在着不同,比如:关于中国徐旭生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叙说,有的西方人是根本不承认。中国和西方的学理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关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在中国许多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中国学术通过历史熟悉了解的方法而得出结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它们的法律学术传统是一致的。他们讲究证据、推论、逻辑、事实。在美术评论方面也是这样,传统的画论、诗论是通过熟悉了解而得出结果。现在我们的学术传统的情况在改变,当代中国艺术评论也出现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当代中国所需要学习的?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对当代中国有影响?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我们曾经作过一个当代中国美术评论史这样的研讨课题。大家讨论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是通过陌生的方式运作的?还是通过熟悉的方式运作的?我们想作基本的定性。现在讨论的有关吴冠中的话题,其实他是用西方的眼光,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不是西方的,不是从西方法理关系论证出来的。他是以个人的熟悉关系这样的方式表述。类似问题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李一(《美术观察》)副主编):
        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我们的美术评论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标准?另外,还想讨论一下美术史学的问题。我较同意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基本来自西方的模式的说法。当代中国美术评论的原创性不是太大,建树很少,无法与西方的美术评论和中国古代的美术评论相比。中国古代美术评论是经过长期的阅读得出的结果。如果我们需要在21世纪建立一个新系统,我认为我们有许多方面需要从中国古代美术评论中借鉴。
        赵力忠(中国画研究院副编审):
        谈到中西文化的冲突,我认为事实上文化是多方面的,在东和西之间,还有其它的文化,这种文化一般不被人重视。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一种文化。文化的冲突从大的方面到小的方面,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首先要清楚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它的根在哪里?我认为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在于人,以人为本。从古至今,东和西的文化都体现在这一方面。东和西的文化是殊途同归,合而不同。原来我对文化消失、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入侵等这样的词语感到担心,现在却不是。科学与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科学的东西是可以被取代的。文化的东西更多是积累,它们有深厚的与浅薄的差别。深层的文化是通过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修正,不断地丰富而形成和发展的。流行文化基本是单薄的,表层的,新鲜的,传统文化基本是深厚,丰富的。文化没有取代的关系。
        梁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
        我们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时,有可能自己也是模棱两可;我们谈到“中”和“西”的文化交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给文化人自己留了点面子。事实上,我们很少有“中”和“西”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本身就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入侵。与我们从西方得到的东西相比,我们给予西方的可以说微不足道。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融合、碰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说的。因此,我们要注意评价标准的问题。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法、文化理论结构之间有区别,我们中国文化的学理、学统、学术规范等与西方有区别。我们能不能将他们接轨?能不能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很大。我们怎样将他们融合在一起?就像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我们现在中国画怎么没有标准。社会也没有一个示范,一个规范,一切好像乱了套,价值观念也变了,给我们留下的疑问就很多。我们文人的力量很小,改变不了这种社会风气。具体来说在美术方面,在美术评论方面,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许多场合,也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本来想建立一个学术规范或艺术规范,但自己的力量却很小,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作用不大。“中”和“西”的文化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下很难说出结果。
        陈履生(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秘书长):
        最近我参加了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北京链接:媒体与建筑”座谈会,会上谈了许多与当下相关的话题。从本世纪建筑的发展来看,50年代的十大建筑,实际上是西学本土化的实践。随着改革开放,大批的学建筑的学子回国,新的建筑也在不断出现,这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反映出如何引进西学的问题。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美术,在近百年中西融合的实践中,我们的这种融合是被动的。在这融合的过程中,一直有对抗。美术的中西问题,是20世纪的一个老话题,20世纪美术家中的许多人曾经费了毕生的精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说没有成果,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必然首先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应对这个问题。中西融合是大问题,至于谈到笔墨问题,谈到国家大剧院问题,这些都是很微观的,但是反映了中、西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入新世纪,我们在谈论文化的问题时还要考虑一下技术的因素,日新月异发展的高新技术,对21世纪中国美术将发生新的影响。围绕网络,围绕信息产业,对我们传统的宣纸、笔墨与技术相联系的文化都是一种挑战。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讨论中西融合时应该考虑的。
        刘曦林(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我首先肯定中西是二大体系,不光是东方人有道,不光是西方人有器。既有东道东器,也有西道西器。在本世纪内,已经将器、道分属于东方和西方,在东方和西方文化传播交流的过程中,东方人选择了东道西器的立场。我们今天客观地看待东方和西方二大体系的话,不管西方人承不承认东方,承不承认东为西用,但中国还是有了洋为中用。进入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已经成为必然大趋势。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本土文化共存的问题,存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奸,存在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像中国和其它东方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许多国家起来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人们不得不承认东方文化,不得不承认第三世界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促进作用,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世界文化中存在的补充作用。西方人很难说他们放弃了西方中心主义,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东方文化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之下,我们要有一个民族自立的立场,我自己从狭窄的美术方面来讲,也有自己的立场。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以创造为主导。什么样的文化是现代的?它的标准是多样的,但它的趋势也是必然的。我认为文化传播交流是一种选择性的立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给中国文化确定一个价值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这需要中国经济的强大。我们经历了多年的反复,应当成熟起来,我们应当有一个很好的文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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