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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新闻摄影的人文情怀和都市精神

        作者:核实中..2010-08-16 11:50:17 来源:网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闻传媒的视野和领地也得到了扩张。上世纪90年代初,可视作“读图时代”的来临。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都市类报纸和图片类杂志的兴盛,使得反映都市生活和民众精神状态的图片需求量猛增,表现空间进一步扩大。这给有远大志向的摄影记者带来了机会,可以不再屈居文字记者的附庸,而痛痛快快地寻求个人风格。
        诚如摄影评论家顾铮所言:“中国摄影家的都市摄影实践在回应城市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通过摄影表达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理解与思考的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对于摄影的理解,开拓了摄影表现的新可能性。”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时代的开放,也给摄影记者提出了一道道难题和无法预见的挑战。

        分析新闻摄影作品,旨在通过所涉对象的作品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廓清当今独立摄影记者面前的目标、任务与审美刻度。

          突破口:专题摄影、专栏照片

        本文所涉的摄影记者或具有新闻眼光的摄影家,在当时找到了专题摄影这个突破口。比如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徐勇的“胡同”、姜健的“场景”、赵铁林的“小姐”、吕楠的“精神病院”、李玉祥的“老房子”、黑明的“知青”、邓伟的“世界名人”,以及稍后出现的如张新民的“农民”,徐勇的“水乡”、“弄堂”、“窑洞”,吕楠继的“盲童”,黑明继的“新窑子”等。这些专题摄影,与以往关于单纯的风光、工程、建筑、花木等题材不同,而是直指当下,直面社会,记录历史,揭示人性,敏感地反映了处于激变时刻的中国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巨变。

        如上海的摄影记者雍和,20多年来始终将镜头对准沧桑巨变的中国社会和纠缠在各种命运网络之中的人。在技术上看,这样做是为了扬长避短,但更深一层的用意是为了避免平庸和惯用的套路,希望通过个人风格与视角来体现一种与国际摄影思潮相呼应的新闻价值观。他在1998年新创办的《新民周刊》上开辟了跨页的图片专栏,特别是配图的文字言简意赅,内含机杼,在交代摄影过程的同时,将画面背后的东西也告诉给读者了,使读者感到非常亲切、真实。

        温热、真切地表达民众的诉求与趣味

        将稍纵即逝的图像制成可以传诸后世的社会档案,新一代的摄影记者找到了突破口,并取得了成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的雍和、顾铮、陆元敏,广州的张孩儿、张新民,北京的徐勇等一大批人的摄影理念或理想,均获得了很大的表现空间。

        北京的徐勇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北京广告公司的摄影师为CCTV、BTV及美国华人电视台摄制影视专题片和广告片,同时拍摄了大量关于北京胡同的照片,出版了《胡同101像》。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老北京胡同的摄影作品集,其中的一些作品被收入了美国出版的摄影学权威著作《世界摄影史》。这些照片并非简单地收罗建筑的式样,而是在叙述一个很绵长的故事,一段历史,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也体现了新闻的要素。

        今天,徐勇拍摄的这些胡同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无可奈何地消失了,而那些胡同中曾经鲜活的生命所留下的印记,却通过徐勇的镜头获得了永恒。更为人们所铭记的是,因为牢牢锁住老胡同居民的表情为焦点,徐勇的画面涨满了观察者的同情与焦虑,激发起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工作者的反思与行动。

        广州是一个移民与外来民工快速涌入的城市,在交通枢纽与廉租房里,自身也是移民的张新民通过长期观察与拍摄,在《农村包围城市》中将主角锁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这个过程,需要他与外来农民工打成一片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而不是将他们当作一种道具和纯粹的表现对象。好在张新民与他们是有着“血缘”的,非常容易沟通,他发现了外来农民工在人口学中是“流动人口”,在经济学中是“廉价劳动力”,在行政学中是“人力资源”或“外来人口”,在社会学是的“弱势群体”等符号,都是处于被叙述的对象,存在着一次消费的可能。所以,他通过跟踪采访,将他们一个时段的生活状况记录下来,作为社会分析的文本。在摄影师眼里,他们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对象,而是为着生活而挣扎的“人”。因而,张新民的照片体现了新闻摄影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为新闻作品干预生活、反映民情提供了经验。

        雍和在题材的选择上,同样体现了优秀记者的社会责任和良知。他的镜头同样牢牢锁定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并且通过上海这个快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巧妙地反映民众与城市的关系变化,将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来。在禽流感暴发时,雍和不顾危险深入疫区,几天时间只拍摄一个来自江苏的养鸭专业户。这户农民发现自己的鸭子得了禽流感,主动上报后,政府将方圆三公里内的所有家禽封锁销毁。于是周围的农民就很怨恨,认为是他祸及大家。他就变得非常孤立,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只能另找出路了。这张照片背景的东西非常丰富,折射出当今中国的诸多问题,比如机制、公德、小农经济模式和公民意识等。

        雍和拍得比较多的题材有上海弄堂人家,比如在等待拆迁的场景也相当有生活趣味,赤膊的男人和穿睡衣的女人,坦然地面对镜头,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有些照片拍的是市民在逗弄一只宠物狗,旁边小桌子上摆开了午时的饭菜,或者炫耀一下新式婚礼等,表明他们也有这种时尚的需要。

        雍和更强烈的愿望是反映在特定情景中的市民镜头,比如上海股市刚刚开设时,他就拍摄了文化广场上第一批股民翘首张望交易记录的表情,还有排队购买认购证的场景,着重表现的是普通民众对财富游戏规则的强烈兴趣,以及对公平竞争并致富的心理预期。这类照片都以细节来体现是上海人的集体性格,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与议论。

        翻阅雍和的摄影作品常常有一种关于命运的刺痛感。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体现出超越民族与团体利益之上的人道主义的情怀,比如他长期关注的白血病儿童,某张照片就拍了一个空空荡荡的病房,病床上躺着一个孤苦无助的病孩,画面留下巨大空白,让人看了揪心,逼着读者去思考有关生命本质的话题。还有一张则是一个病孩光着脑袋,充满着期待地趴在窗台上看着镜头。这张照片后来还被选为路牌公益广告,时时感动着人们。

        以生动细节来体现上海的都市精神

        我们正处于一个激变的大时代,这为摄影记者带来了数不清的绝佳题材和无“镜”不入的机会。但如何通过摄影作品来记录时代,凝固历史的瞬间,使之永恒,为后世提供值得信任的观照,就是界定一个摄影记者是否足够杰出的分水岭。今天的资讯如此之密集,简单的记录就可能速朽,更别说打动人心了。那么,细节的捕捉就往往成为成败的关键。虽然大城市最有可能获得本质性的都市影像,但这并不妨碍摄影家通过镜头呈现中型城市中的市民生活。这,也许就是细节的重要来源。

        苏珊·桑塔格在论及摄影与历史的关系时说:“道德情感与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历史的面貌一直是有形的,各种历史情况一直是具体的。因此,适用于使照片勾起人们欲望的法则和适用于使照片唤醒人们的良知的法则几乎是完全对立的。能引发良知的照片,总是与某一具体的历史情况相关;照片所表现的事物愈笼统,就愈难打动人心。”在她的论述中,具体的细节显然超越笼统的事物之上。这一点,雍和把握得相当出色。

        雍和还有一张相当有意思的照片,拍的是几个人还在刚刚散场的会议上意犹未尽地交谈,他们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照片所透露的信息。因为这是一场关于“白领现象”的研讨会,也许这里有商业意图,但有关方面事后提出批评,认为“白领”一词有导向错误,媒体上也不许出现这个“新名词”。回头再看,这过往的禁忌已经成为笑谈。

        那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上海,雍和没法挤进虹桥机场,就来到机场外面寻找机会。他知道,这一带原来就是市民观看飞机起落的“最佳地点”。到了现场一看,果然有许多市民在等待“空军一号”的光临。夜幕降临后,“空军一号”如约而至,在夜空中划过一条灯光,于是雍和以此为背景,将镜头锁定两个市民。他们推着自行车,抬头张望,有一辆的车头上还挂着塑料带编织的网兜呢。试想,太平洋西岸的普通市民居然如此关注中美关系,那么中美关系的前景及两国战略合作利益应该如何考量呢?

        与雍和一样对细节有着高度追求的是上海另一个摄影家陆元敏。十多年来,他深入到社会底层观察苏州河人文生态以及城市面貌的演变,作品中折射出城市化进程对人性的风化与伤害。张沁嘉在《关于上海的经典影像》一文中认为:陆元敏“他对周围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保持着细腻而敏锐的感触,对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有着由衷而深情的认同。他的作品里绝少戏剧性的冲突,有的只是看似平淡无奇的构图和光影,但细细品味内中却醇厚如陈年绍兴黄酒,大气淋漓。”一条流浪狗,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个细雨中的修鞋摊,一个关在栅栏窗里的精神病人,一座拥挤的老桥……在他的镜头中总是那么忧伤,那么惆怅,“一种斑驳、锈蚀的记忆特征”。在上海这座光鲜的城市角落,他提醒读者关注人生的另一面。所以,有人说,观看陆元敏的作品就是在回溯我们共同的生活、心路历程。

        逻辑关系越清晰越好,这是雍和一再强调的。在捕捉生动细节时,他也没有忘记这一点。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苏州河上的龙舟赛,同在现场的摄影记者都希望龙舟行经处有一个美丽的背景,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但雍和选择了一幢在建的公寓楼作为背景,公寓楼的每个窗口都站满了建筑工人。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欣赏着苏州河上的这个应景的节目。那么这张照片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苏州河水清了,可以划船了。这只是表象,逻辑性体现在背后这幢楼上,因为苏州河两岸工厂迁走了,码头和仓库改作创意产业园了,大面积的棚户区改造了,困扰上海市政府数十年的苏州河污染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摄影记者的位置与角度

        无论是雍和、陆元敏,还是徐勇、张孩儿,这一代摄影家生活在无限可能的世界中,他们的照片从城市的高层政治圈、经济圈到最底层的生活情境;从金融大亨、影视明星到草根的百姓,各阶层人物脸上复杂的表情被他们牢牢抓住,和每座城市的表情交织在一起。

        他们敏感而精确记录了第一次中国的摇滚乐晚会开唱、第一次时装模特儿T台走秀、第一批股民排长龙抢购认购证、第一个自选商场开张、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第一架飞抵大陆的台湾直航包机……无数刻录时代前进脚步的“第一”被他们摄入镜头。他们镜头中的无数细节与表情,也一次次地证实了包容、开放、进取、多元的新时期的城市精神。

        在社会快速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人文情怀成了一种稀缺资源,都市精神则是探索实践的强大动力和心灵支撑,那么,这两种元素在新闻摄影作品中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成为在新闻事件之外,震撼人们心灵的图像。新闻摄影的审美内涵不断在丰富,当然包括这两点特征,也是时代所赋予的迷人之处。

        但是,在日趋剧烈的传媒竞争中,作为争夺眼球的图片报道,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摄影记者对所摄对象的摆布,使他们在镜头前处于一种最具“戏剧效果”的位置。这种戏剧性虽然还是在新闻现场,但因为已经脱离了对象的自然状态处于失真。同时,有些摄影记者还常常为了博取读者的同情与愤怒,以达到预想中的效果,而不惮充当导演的角色,让所摄对象将刚刚发生的动作再“演绎一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新闻原则和读者的伤害。

        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中,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在某些地区确是不争的事实,摄影记者出于社会良知和职业道德,深入贫困地区采访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但是,有些记者出于猎奇的心态,将一些负面的镜头放大,使之产生一种信息无限辐射的状态,对读者准确了解新闻事实是有些误导的。特别是有些记者对弱势群体、诉求主体的关注,往往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将自己想象成救世主的身份。而本文所分析的几位对象,在这方面则做得相当稳妥,他们一般不把自己看作社会某一群体的代言人,更多的只是展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最多也是通过对某些人的善意嘲讽,揭示人类共同的弱点。同时,他们还经常理性地、符合摄影美学地表达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并进而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他们,从而推进社会的进步。这一点,尤其值得年轻记者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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