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生活在古代，在地里发现或者挖出了文物，该怎么办？是上交官府，还是私自收藏？ 上交官府，又会不会获得奖励？当然，在很早的时候，是不存在“文物”的说法的，更流行的说法是“古器”或者“异常之物”。如果私人发现或者挖掘出了此类物 品，历代律法所秉持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送官，即归属国家所有。所不同者，只是在送官之后，有的朝代会主动给予发现者一定补偿，如唐宋。有的则不但不予补 偿，如果不及时送官还要加以惩处。记者高家涛
唐：挖到文物需送官，可获一定报酬
在古代，尚没有“文物”一词。在古代法律用语中，从地下挖到的无主物通常称为“宿藏物”。
查究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历代律法对“宿藏物”等无主物的归属权都有非常明确、细致的划分，而对于文物发现后的归属，也有着明确的说法。
比如《唐律疏议》规定：“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得古器、钟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
也就是说，在唐朝时，如果在土地中发现古器、钟鼎之类的文物，要及时送交官府。不过，官府也不能白拿，要“酬直”，即按照文物的价值，支付一定的报酬。 《唐律疏议》的这句表述，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有据可靠的、对发现“文物”归属的最早的规定。此外，《唐律疏议》还规定“发冢盗墓者均以贼盗论处”，也正因 此，《唐律疏议》中的相关条令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文物保护法规”。
宋：在洛阳买房子，要支付“挖宝钱”
宋时对“文 物”归属的规定与唐时相类似，《宋令》规定：“凡于官地得宿藏物者，皆入得人；于他人私地得，与地主中分之； 若得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直。”《宋刑 统》亦有类似规定，还明确了对隐匿不报者的处罚——“得古器钟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隐而不送者，即准所得之器坐赃论减三等”。
通俗的讲，如果从地里挖出文物就要送交官府，并可获得一定报酬。如果隐匿不报，将会被按盗窃罪减三等论罪，以发现人得到的“宿藏物”价值计赃。
但如果不是“古器形制异者”，就可归发现人所有。这导致宋朝时洛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住宅交易惯例：“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
意思是说，凡未经挖掘的宅第，如果你想盘买下来，房屋拥有者会要求你补偿一笔“掘钱”。为什么？原来洛阳为前朝古都，居住者非富即贵，“地内多宿藏”， 往往一挖就能挖出不知什么年代什么人埋下的财物。沈括《梦溪笔谈》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姓张的宰相，“以数千缗买洛阳大第”，价钱都谈好了，但卖家 临时又提出要加“掘钱”千余缗，否则房子就不卖了。张宰相对这宅第志在必得，只好同意多掏这笔“掘钱”。随后，张宰相在翻修宅第时，从地下挖出一个石匣， “不甚大，而刻镂精妙，皆为花鸟异形，顶有缘字二十余，书法古怪，无人能读”。打开石匣，里面有“狗头金”数百两。“鬻之”，“金价正如买第之直”，“不 差一钱”。换言之，张宰相白得了一套宅子。
明清：上交文物不奖励，不交要受杖责
至明朝时，对私人挖出的“文物”归属的规定出现了变化。按照法律学者的说法，就是“出现了退化”。
朱元璋时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
换句话说，如果明朝时的农民，在自己地里挖出了“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必须限期送交官府，否则就要受杖责。至于唐宋时期的“酬直”，就想也别想了。
不仅如此，《大明律》还规定，“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也就是说，不仅挖出来的“文物”要及时上交，而且平常得到的“文物”也要交给官府，否则也要挨打。
对此，《隐权力》作者、学者吴钩在一则文章中这样解读——明朝之时，古器、钟鼎、符印已被视为文物，文物自然应属国家所有，民间不应持有。所以，对获得 古器、钟鼎、符印不送官者以犯罪论处。清朝之时，无论是皇帝官员，还是普通百姓之中，对所谓“文物”的重视程度较前代大为提升。当时，律法对挖出文物的处 理与明朝差不多，并进一步将之细化。如《大清律·钱债律》规定：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无主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非民间所宜 有者，限三十日内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
也就是说，与明时相比，《大清律》说得更明白了，“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并非民间可以拥有的。
民国：两人上交古物，获奖“平均月薪”
虽然清律对百姓发现“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之后如何处置有着明确的说法，但实际上，官府对于一些并无“实际价值”的文物并不重视。比如发现敦煌藏经的王道士，屡次将经卷送交当地官府，并报告发现藏经之事，但并未获得重视，更不要谈王道士获得什么奖励了。
对出土文物进行奖励的系统法规实际最早出现于民国时期。1920年6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在第七条中规定：“埋藏地下或由地下暴露地面之 古物，概归国有。前项古物发现时，发现人应立即报告当地主管行政官署，呈由上级机关咨明教育内政两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收存其古物，并酌给相当奖金。其 有不报而隐匿者，以盗窃论。”随后，《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出台，明确了对发现文物者的奖励标准。其中规定，在“公有古物发现报告者、私有古物愿归公有 者、私有古物呈报以备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学术机关研究与陈列者”中的任何一种情况，经审核合格后给予“奖励分奖金奖状二种”，其中奖金“甲等一千元以下， 乙等五百元以下，丙等一百元以下”。
那么这样的奖励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陕西地方志记载，1936年6月，陕西人周凯、赵业辰在吊桥发现“古物”，“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决议，“奖励周凯二十元，兵士赵业辰十元，统交西安办事处转发”。
曾有人撰文对此进行换算，按照《中国经济史研究》记载，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男女工人月均收入14.353元。以此数据与“奖励周凯二十元，兵士赵业辰十元”的额度比较，基本与当时工人月均收入相近。
也就是说，周凯、赵业辰因发现文物所获得的奖励，与当时的工人月平均工资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