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艺术学以及门类艺术研究者开始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传统艺术。在这股潮流中,传统艺术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过去的传统艺术研究多从艺术本体入手,也就是“物”的角度,如绘画作品的风格、结构、色彩等,而从艺术人类学角度进行的传统艺术研究,则往往涉及与物相关的“人”及其文化的研究。近日于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充分体现了这种理论探讨特点。如日本京都大学田中雅一在《拜物教研究的当代意义》的文章中,通过拜物教的概念,探讨了“人”与“物”在宗教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性向拜物教等领域凸显出的非单向性的关系,这提示我们在传统艺术研究中,对于“人”和“艺术”的关注应是多向度、多线性的,而不能只是单向性的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关祎在《作为社会存在的造物者——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手工艺者》一文中,梳理了自远古以来,人类的手工艺制作活动以及手工艺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大致形态,进而将手工艺及手工艺者放在文化整体之中进行考察,检视手工艺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手工艺及其从业者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以及经济功能等,并且在时代的背景下,提出对手工艺者进行更加宽泛界定的思考。浙江财经大学罗易扉题为《从物的工具回到人的本身:安娜·格里姆肖的读本与观看》的文章中,介绍了美国人类学者安娜·格里姆肖关于“物”与“人”的思想,即主张从“物”的工具回到“人”的感知与思考本身。韩国忠北大学李成宰的《非洲艺术和历史的人类学研究法》一文,以非洲艺术和历史为例,提出没有文字的社会族群或者区域仍然在世界历史体系中被忽视的问题。他认为,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活的历史是什么”。他的反思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艺术研究于文化传承的意义。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荣树云在题为《一种方法论的启示与实践: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日常美学设计探究》的文章中谈到,受艺术人类学研究视野的启发,艺术设计学也应提倡将“艺术”放置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强调艺术设计产品作为“物”的群体性的表征意义,追问艺术设计品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
对于传统艺术的解读,研究者往往从其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角度进行探讨,例如蝙蝠象征“福”,松树象征“寿”,牡丹象征“富贵”等等。而受人类学研究的影响,现在对传统艺术的研究转移到了人的文化意义的阐释。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文化阐释理论也为传统艺术意义探讨提供了理论基础。湖南科技大学的文牧江在《花瑶挑花艺术的意象探析》一文中,揭示了花瑶挑花艺术作为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制作工艺及其思想内容,都与花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北京师范大学的熙方方在《白族木雕图案“兔含香草”解读》一文中,通过对白族木雕图案“兔含香草”的研究,探讨了白族的文化信仰,对“善”的向往,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文化内涵。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的雷文彪在《论艺术人类学视域下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与研究——以广西南丹白裤瑶服饰文化为例》一文中,谈到白裤瑶服饰文化艺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现象或艺术符号,其起源、定型、变化、发展,都与白裤瑶族群的历史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它们以象征的艺术形式,将白裤瑶族群的集体意象和传统观念融入其中,同时,又以艺术表征的方式追述着逝去的历史和祖灵神祇的喻训,它们是白裤瑶族群记忆的表征和族群集体意志的彰显。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白裤瑶族群的历史发展中,白裤瑶族群的服饰文化承载着述古记事、寻根忆祖、承袭传统、储存文化等多重功能,是其历史记载的“文字史书”。
这些学者深入田野,从一手材料中去分析当地的传统民族文化、视觉图像、符号之间的关系,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透彻分析了传统艺术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为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体系作出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