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费孝通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波士顿费正清的山间别墅合影。
2019年4月26日至5月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和恒源祥集团共同牵头的“人性与习惯”课题组到达美国，组织了一场“重走费孝通海外之路”的美国考察，该课题组的组长由恒源祥集团董事长刘瑞旗和我共同担任。之所以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因为课题组成员包括课题组长在内，几乎全部为费孝通先生的弟子。另外，跟随一起出行的还有费孝通的外孙、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副秘书长张喆，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常向群作为费孝通先生的追随者也参加了此次考察，随团出访的还有恒源祥集团文化研究院院长廖江南等，共计10余人组成了一个“重走费孝通海外之路”的美国行考察团。
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他早年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著作，不仅帮助中国人认识了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还被翻译成英文，帮助国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了解和认识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晚年他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不仅帮助中国人进一步认识自身的文化，还进一步促使大家去学习如何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与传统。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这种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立足点非常重要，是人类社会走向“美美与共”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
“人性与习惯”课题组所要研究的中心内容一是“人与文化”的关系，二是通过探讨“人的习惯从哪里来”进一步探讨人的文化从哪里来，今后又将到哪里去。并以此去理解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样的主题应该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课题组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题目只有在“自我”和“他者”的比较中才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认识。为此，课题组在研究的过程中，决定重走费孝通先生海外学习和考察之路，同时重新阅读费孝通先生的有关人与文化方面的相关文章和著作，一方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本身，同时还要进一步思考其所提出的“美美与共”以及有关“文化自觉”等方面的学术思考，在全球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当今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课题组首先选择了费先生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英国伦敦大学（费孝通先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母校，计划将于2019年12月份去考察）和美国的哈佛大学与芝加哥大学（费孝通先生做访问学者和授课的地方）作为考察和交流的起点，并希望能联系到费孝通先生生前所熟悉的国际友人、国际友人之后以及研究中国文化及费孝通思想的学者，与他们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并促进中外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美国哈佛大学的考察
1944年2月至3月，费孝通先生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这一期间，他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将“魁阁”成员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一文翻译成英文，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费孝通先生与费正清先生的友谊。1949年雷德菲尔德教授向费正清先生转交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绅士》英文书稿，接到书稿后费正清先生非常高兴，他立即召集专家座谈，高度评价书稿，进而提出了修改与编辑建议。在他不久后完成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费孝通著作的影响。
1972年5月，周恩来邀请费正清夫妇来中国访问，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设宴款待，外交部长乔冠华不期而至，费正清惊喜地看到了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费孝通。正是在他的帮助下，费孝通先生得以接待外国来访的友人们，让费孝通先生较早地恢复了工作。1970年费正清先生安排他的历史学硕士弟子大卫·阿古什写《费孝通传》，在他1972年与费孝通见面时传记已脱稿，其将书稿交给了费孝通先生过目。这本《费孝通传》已被翻译成中文，于200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人眼中的费孝通先生。
为此，课题组到达美国后的第一站访问的是哈佛大学，课题组首先见到的是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的教育人类学家雷万恩夫妇。他们和费孝通先生都很熟悉，一起回忆了与费孝通先生的交往。
第二天课题组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作交流，在那里见到了费正清先生的学生，现任的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先生，与其同时接待我们的还有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董事慕浩然先生。在交流中，大家互相称之为“两费的后代”，并希望能接续前缘，加强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从费正清交流中心出来，我们步行到了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先生的家，傅高义先生是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也是继费正清先生之后的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专家。他告诉我们，1972年他曾随费正清先生访问中国，就在那次他第一次见到了费孝通先生。他还拿出了当时的合影，在那张照片上，我们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代表团成员，其中有费正清先生和傅高义先生，还有周恩来总理和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傅高义先生和夫人一起回忆了许多有关他和费先生的往事，对这些珍贵的回忆我们都做了录音。
费孝通先生与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被称为是社会学家心中的圣地。我们之所以到芝加哥大学来考察有两个因素：第一，费孝通先生的老师罗伯特·派克教授在上世纪20年代曾是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派克是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从“摇椅”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现实品格的第一批学者。费孝通先生一生追求从实求知，明显受到了派克的影响。第二，1943年6月费孝通先生到达美国后，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禄村农田》的翻译工作（1943年7月—10月）。此后他移师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完成了另外两篇的翻译（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全书于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继《江村经济》后，费孝通又一本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著作。
在这期间，他与他的老师派克的女婿雷德菲尔德教授交往颇深，雷德菲尔德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1934年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自1930年起对墨西哥南部尤卡坦进行了长达16年的考察，到过中国、印度、波多黎各以及欧洲考察。当多数人类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原始人及其文化时，他却致力于农村社区的研究。而费孝通先生也是研究农村问题的人类学家，因此，由于学术上的共同语言，使他和费孝通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芝加哥大学的考察
可以说，芝加哥大学与费孝通先生之间的渊源很深，也由此成为此次考察的重点。全球中国研究院协助我们与芝加哥大学全球战略办公室安排了全部活动。我们考察的日期与该校实验教育学院举办的“杜威赴华讲学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交叉，在芝加哥大学全球战略办公室的协调下，我们考察团的发言嘉宾也都被邀请参加开幕式、工作坊、招待会等活动。活动的第一个程序是：由专人带领我们去芝加哥图书馆，参观派克女儿玛丽格特·派克·雷德菲尔德女士捐献的1916年至1975年的一些稿件和书信。其中最珍贵的是，她在中国访问时一些有关她与费孝通先生交往的记录，以及她和费孝通先生的书信往来，里面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
接下来的安排是，我们与雷德菲尔德的儿子杰姆斯M.雷德菲尔德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教希腊文化的教授）在芝加哥大学305会议室见面。杰姆斯M.雷德菲尔德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他们家与费孝通先生家的渊源和故事，1948年他11岁，和父母一起在中国生活了几个月，他还记得他小的时候见到费孝通的情景。
之后，课题组到芝加哥大学东亚中心的142演讲厅，举办了学术交流与演讲的活动。会议结束后，又在319会议室单独和萨林斯教授做了学术交流。萨林斯教授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多次到费孝通先生任教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学，和晚年的费孝通先生有过交往，在交流中，他谈到了自己对费孝通先生的印象和看法。
我们在美国两个大学访问了10天，见到了许多重要的美国学者，多个费孝通先生的老朋友，他们都已是耄耋之年，如雷万恩教授今年88岁，傅高义教授今年89岁，萨林斯教授今年89岁，杰姆斯教授今年86岁，本来我们还想联系当年写《费孝通传》的大卫·阿古什教授，但他去年去世了。我们拜访的这些美国学者，应该是与费孝通先生有过往来的最后一批美国学者。在访问期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录音、录像，整理出来将会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同时，我们通过考察交流接续了友谊，加强了中美学术界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在访问期间我们到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和在芝加哥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交流，认识了许多新的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他们向我们提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加强了学术的相互理解和联系。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到的那批派克女儿玛丽格特·派克·雷德菲尔德捐献的论文与书信及照片资料非常珍贵，整理后将会帮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费孝通个人的学术历史，也会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结合课题通过对“他者”——美国的文化历史的了解，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反观和理解中国自身的文化历史，对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将会有所帮助。
考察结束了，但研究和学术的传承却永远在路上。
（作者系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