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瓒 《水竹居图》 纸本设色 52.7cm×27.7cm
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和，而在我看来，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包罗万有，但若从狭义上讲，却直接与“国学”这个概念相对应。至于“国学”，大略包括经学（《诗》《书》《礼》《易》《春秋》）、哲学（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释家等）、文学（传、状、行述、事略、书事、记、碑、墓志、碣、表、论、说、辩、奏、议、封事、序、跋、书等）三个派别。中国画既称“国粹”，必当为传统文化一分子，这是无可置辩的。那么，“国学”修习，便成为国画家伴随终生之大工程。愿不愿、能不能从汪洋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衡量中国画家是否卓荦绝俗的一把重要标尺。
依我管见，当下中国画创作亟待从传统文化中汲纳的，至少有“善、静、朴、真”四字。先说“善”，此字乃宗教、哲学、伦理学范畴中的基本概念之一，传左丘明所作的《国语·晋语》中有云：“善，德之建也。”简言之，心地仁爱、品质淳厚谓之善。然而目下中国画坛，欲念丛生、浊流遍地，为了实现一己之名利，部分画家已经到了鲜廉寡耻的地步。善念的阙如，使画家对渊厚的传统文化及堪称无上粉本的大自然，不再抱有敬畏之心。画界炒作、倾轧之风盛行，尤其是资本操持之下的个别美术行为，更是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这方面，连终生出没于政治漩涡的朱元璋都懂得“天下大道，惟善为上。其善无上者，释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愿心，行无所不至，化无所不被”的道理，而今天动辄佛珠在手、焚香满室的一群群国画艺术家，却能为一个“某某美协主席团”的名额而斗得头破血流。心存善念，笔下方有静笃之气，画作才有格调可言。这便引出一个“静”字。
与“躁”相峙的“静”，是中国画艺术向所持守的核心品格，甚至可以说无静不成画。《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东晋名僧支遁在《八关斋会诗序》中另有“清和肃穆，莫不静畅”的说辞，都表明了“静”对心灵濡养的重要作用。窃以为，“静”直接通往某种“古淡”的境界，而缺失斯般境界，是绝难有好画诞生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其《谈诗》一文中，认为对中国画家而言，“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譬如倪云林，绘画艺术达到巅峰之时，是在他离家之后。倪氏原本家境豪富，后来看到元末天下将乱，便果决避居太湖，清寂寡淡地过了二十余年。就是这么一个抛家舍业的大富人，成就了杰出的画艺。对此，钱穆总结道：“他所画，似乎谁都可以学。几棵树，一带远山，一弯水，一个牛亭，就是这几笔，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在书画家中，倪瓒与后来的朱耷、弘一等，胥称“为道日损”之典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出自《老子》，其中“无为而无不为”一句，早已成为道家思想的代表性名言。但长沙的西汉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均作“无为而无以为”。这种传本中统一的讹误，如果没有出土文物的比证，是根本无法发现的。总而言之，静、简、淡、逸的国画高境，是需要今日趋附权贵、狂逐繁华、妄笔乱墨的画家们，细细体味与深深省思的。
“朴”字诀直通“沉、雄、生、拙、厚、辣、重、涩”之国画艺术大境，与现下流行的“甜、熟、软、巧、媚、艳、嗲、腻”画坛时髦病别同霄壤，实乃祛俗之药石。作画欲“朴”，必习书法。明代书画家、鉴藏家李日华《竹懒论画》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其学书又须胸中先有古今。欲博古作淹通之儒，非忠信笃敬，植立根本，则枝叶不附，斯言也苏、黄、米集中著论，每每如此，可检而求也。”试看近现代吴、黄、齐、潘国画四大家，于金石书道靡不斫轮老手。国画极为偏重“写”的意味，所谓画法即书法，意在昭彰毛笔线条的独立美学价值。可惜今天的中国画家，罕有“日日临池把墨研”的精力与耐心，并懒于读书，落款题字，文辞干瘪，笔力孱弱，草草应付了事，最是令人嗟叹。
刊落缛丽、绝去矫饰，然后可与论“朴”，大朴不雕近乎“真”。颠倒困踣之极，乃得彻见真性。画家无本真之性、率真之趣，画作徒成下品。当今画坛，拥塞着无数仅为换钱的描头画角之作，俗尚浇漓，风教陵替，为之奈何！鄙意画欲求“真”，非诗、文兼修不办。吟诗填词对画家来说很是紧要，因为没有诗意灌注的画作，本质上与艺术无关。画家作诗，一定得是旧体诗，最好通晓格律。著名朴学学者章炳麟云：“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此外，还要亲近文学，若能沉静身心、浸淫坟典，庶几脱胎换骨、迈越庸流。这里“文学”的概念，实际上指学术积累。孔子《论语·先进篇》有“文学子游、子夏”之说，对此，西汉学者扬雄《法言·吾子篇》云“子游、子夏得其书矣”，再后，北宋经学家邢昺《论语疏》作：“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研究后认为此间“文学和学术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自传统文化中涌溢而出的“善、静、朴、真”四字，是国画界反躬自省后需要吃透的“疗疾”方子。所谓重剂起沉疴，正要提醒我们下大力气切磋琢磨、悉心领会。事实上，传统文化所能给养中国画的，远不止这四字。黄宾虹有云：“画学之成，包涵广大。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九流杂技，至繁且赜，无不相通。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以及立身处世，一事一物，莫不有画；非方闻博洽，无以周知，非寂静通玄，无由感悟。”看来，最终要解决的还是“人”的问题。人通透了，画不得不高。钱穆对此曾有精辟揭橥：“画到最高境界，也同诗一样，背后要有一个人。画家作画，不专在所画的像不像，还要在所画之背后能有此画家。”说到底，一个大写的人，是不可能画不好画的。
（作者系南京大学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